從生理上講，人類大腦的“版本”仍然停留在石器時代。這樣的大腦，比較擅長處理那些古老而具體的問題，比如觀察環境、體味人心，又或者權力爭斗以及社會交往。但這樣的大腦，最難兼容的程序就是概率。說到底，大腦的運轉基本上是模式化的，受不了抽象的邏輯、海量的數據。假如有人因此認為，運氣跟概率完全是兩回事，那也并非沒有道理。

美國人約翰·伍茲（John Woods）是一家大型法律咨詢公司的資深合伙人。2001年9月11日那天，他剛離開位于紐約世貿中心的辦公室不到30秒，第一架飛機就撞向了雙子星塔。

這樣的好運不止一次地降臨在他身上。1993年2月26日，世貿中心遭到爆炸襲擊，地下停車場被炸出一個長60米，寬30米的大坑，濃煙直沖云霄。當伍茲從39樓的電梯里走出來，很多人卻在下一秒鐘困在里頭，上下不能，驚恐萬分。

更早的1988年12月21日，伍茲架不住同事的邀請，退掉了早就訂好的泛美航空機票，去參加公司的一個聚會。結果那架飛機上的200多乘客全部成為洛克比空難的犧牲品。

從概率的角度看，全球有60多億人，像伍茲這樣的幸運，完全可以解釋。可是，這種解釋，對于伍茲個人來說并沒有多大的意思。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運氣不可能只是隨機事件的結果。概率論者中有一派叫做貝葉斯主義者，他們把概率定義為“在給定所有相關信息的情況下，一個人相信某個事件會發生的程度”，其實就考慮到了運氣可能涉及到主觀部分——觀察者的概率與當事人的概率不是一回事。

心理學家認為除了既定的概率，一個人的運氣往往還與他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密切相關，也就是經常說到的“性格決定命運”。要不然，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幸運者好運不斷，而不幸者厄運連連。

理查德·懷斯曼（Richard Wiseman）和他的團隊歷時三年，對400余位志愿者進行了采訪、調查和測試，對性格與運氣有關的觀點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的確如此。

他就人格的“親和性”（agreeableness）、“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神經質”（neuroticism）和“開放性”（openness）等五個維度，對幸運者和不幸者做了量化對比，發現在“親和性”和“盡責性”這兩個維度上，運氣好的人與運氣差的人沒什么區別，但是在余下的三個維度上，二者的差別相當大。

比如“外向性”，幸運者明顯強于不幸者。幸運者通常更外向，更擅長和人打交道。他們樂意結識更多的人，愿意在社交中扮演“磁石”的角色，還盡量和相識的人保持持久的聯系。

懷斯曼同時發現，那些相信直覺的人、輕松看待生活的人以及對新鮮事物持開放態度的人往往更加走運，因為這些人更容易創造、注意和把握機會。相反，過于神經質的人卻受困于內心的焦慮，過度關注困難和不幸，結果失去了不少良機。

以上研究或許有心靈雞湯的嫌疑。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有些問題的答案即可以是膚淺的，同時還很正確。既然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必然對外部世界造成影響，那么它們塑造命運的能力再怎么強調也不過分。

其實，心理學家討論的五個人格維度，綜合起來看就是一個人特有的行為傾向。在行為傾向的背后，信念才是驅動力。也就是說，往深處挖掘，運氣也好，概率也罷，信念的作用不可忽視。

在我們的生活中，多數情形下，信念都處于隱匿的狀態。打個比方，你早上起來洗漱喝牛奶吃面包，拎起挎包出門上班，這一系列瑣細的行為，幾乎不包含一絲的懷疑。這就是信念隱蔽的作用。你不會疑心牙膏有毒面包生霉，或者出門遭遇雷擊，除非你的信念遭遇事實的挑戰，例如有人告訴你某某品牌的牙膏氟超標，牛奶中含有三聚氰胺，或者面包里反式脂肪過多，否則你不會花精力去計算壞事發生的概率，來檢驗信念與事實的符合程度。

信念不僅隱匿，而且牢固。一個球迷可能在心里盤算過一場球賽的諸多勝負可能，但是到了現場，他仍堅信自己熱愛的那一方才會贏。一個光線昏暗的夜總會發生火災，驚慌失措的人往往涌向人群最集中的通道，置就近便利的無人小門于不顧——很可能也是源于“多數人總是對的”這樣的信念。

英美的醫學統計顯示，除了晚期癌癥、病毒細菌感染等嚴重的慢性疾病患者，心臟停跳的人假如救護及時，活過來的概率為16%到18%。在施救得法的情況下，這一概率甚至可以高達38%。死而復生的可能性如此之高，竟然遠超想象，就是因為在我們的信念中，死亡乃是注定，所謂“人皆有一死”。

好萊塢明星安吉麗娜·朱莉（Angelina Jolie）為信念與概率的沖突提供了最鮮活的案例。2013年5月14日，朱莉在《紐約時報》網站上發表公開信，宣布為了降低罹患乳癌的風險，她做了雙側乳腺切除。她表示，選擇進行這一手術是因為她有家族遺傳的基因缺陷。醫生預計她患乳腺癌的概率為87%，患卵巢癌的概率為50%——朱莉的母親就是因乳腺癌在56歲時過早去世。

“當我知道這就是現實時，我決定‘先發制人’，盡可能降低這一風險，因此我決定接受預防性雙乳切除術。”朱莉在公開信中寫道：“我首先選擇了乳房手術，因為患乳腺癌的風險更高，手術也更復雜。”她還說，整個手術治療過程完成后，她的乳腺癌發病率已經降至5%。

盡管朱莉做了合理的解釋，但這則新聞還是在全球范圍引發熱議，原因就在于大眾對運氣抱有的傳統信念遭到了概率的沖擊。事實上，朱莉的決斷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已經不算新鮮事。早在10年前，我就寫到過兩位年輕的西方女孩在知曉家族遺傳史的前提下，預防性地切除乳腺、卵巢和子宮的故事。與當年相比，我的觀念可能有所變化。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已開始意識到，運氣、信念與概率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 （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