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養生方法風靡社會，人們談論養生津津樂道。但中醫養生文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她同老莊哲學著作中的養生問題有何關系呢？

從語源來考，《黃帝內經》有關養生的內容，當初都被學者們歸于“攝生”類。其實，如果尋根問底，攝生一詞首出《老子》。所謂“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第五十章)。這里的“不遇”和“不被”都有“不直面”之意，引伸為“遠離弊害”的意思。事實上也只有不面對或遠離弊害，才能有助于養生。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雖然養生一詞經常出現，但意義很不一樣。例如，《荀子·儒效》有“以養生為己至道”，養生是指治理或管理生活;《孟子·離婁》有“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其詞義是侍養活著的老人。《莊子·養生主》兩度出現養生一詞，還是“庖丁解牛”寓言故事情節的結語和著眼點。它以一個廚師(皰丁)講述宰剔牛肉(解牛)技巧的熟練經過，比喻在社會活動中應當趨利避害。文惠君聽后若有所悟，說：“好啊！我聽了皰丁的話，懂得了養生的道理。”這就是“養生之道”典故的出處。其實，這里的養生既不是講醫藥保健，也不是指康復延年。而是宣揚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就是要“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只是順便托出了保全性命，以盡天年的意思。

《內經》和中醫雖有“養生”的內容和方法，但并不稱為養生。即使出現“養生”一詞，意義也與今天有別。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所說：“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語中“養生”與下文“養長”、“養收”、“養藏”排比，與我們討論的養生文字相同，意義有異。見于論述十二臟腑與十二職官相關的《靈蘭秘典論》，在婉轉評論“主明”、“主不明”，即“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等普遍社會現象之后，說“以此養生則壽”、“以此養生則殃”，盡管這里的養生已經與壽夭相聯系，但仍是側重診治原則。

養生用于保健延壽，大約始于兩晉以后。如嵇康有《養生論》，是認為學道可以延年益壽的代表作。同期還有葛洪所著《抱樸子》，觀點相似。葛洪又以《肘后方》、煉丹術等著稱，故對后世影響很大。盡管如此，稍后梁代的陶宏景也只是以“養性”來命名他的《延命錄》。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治病方藥少見，所引“養生方導引法”卻屢見不鮮。可見當時此法已較流行。同期，楊上善在《黃帝內經太素》中首先將養生內容收于“攝生”名下;稍后，王冰所注《素問》，序言中雖說自己“弱齡慕道，夙好養生”，但注解相關正文時只是稱養生方法為“修養之道”。直到元明清時期仍未對其有統一稱謂。

人們在什么情況下特別要強調養生？當然是在逆境之中。通常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風得意”之際既無郁怒，又很少得病，本是無所謂養生的。倒是處在逆境之際，容易憋出許多病來，其實大可不必。因為從來成敗相因，禍福倚伏，一個結束往往連接著一個新的開始。因此，道家主張抱樸守一，修身待時。

人們也許會問，道家哲學果真對養生保健有用？回答是肯定的。典型的例子像年少得志的西漢才子賈誼，罷官貶職后他沒有去死，居長沙時盡管受打擊不小，受道家啟發，還寫下了“同死生，輕去就”的《服鳥賦》，以排解心中的憤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道家哲學是“處逆境的哲學”。由于老莊時處戰國時期，他們代表的沒落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逐漸被新興的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所取代，他們感受到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勢不可擋，只能順應。于是在忍耐中求生圖存待變，夢想著將來的發展。

從階級社會矛盾法則的觀點來看，他們的學說成為一種處逆境的哲學是理所當然的。他們還不時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驚呼今不如昔。反映在《內經》中，總是將上古、中古與“當今”作比較，也總是把“當今”看得一無是處。可以說，哲人話養生，智者“處逆境”，盡管他們的學說和思想帶有沒落階級的烙印與偏見，仍不失是處在新舊交替時代在兩種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領域碰撞中閃爍出來的燦爛火花。批判地繼承道家養生思想的精華，對于身處不順境界的人仍有保健康復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