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喬冠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終的結局，曾令許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與喬冠華》和《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兩書中的自述，更令這種結局染上了一層凄美的悲劇色彩。

導致喬冠華晚年悲劇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關系作出推測，當事人則語焉不詳。章含之曾談及自己被毛澤東點將調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聞司當發言人、且發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來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當權勢、我當時視為朋友的毛澤東的那位遠房親戚所決定。從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擺布之中。

從我調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權，尤其是涉及中美關系這樣的部門，越來越由部內兩位毛主席身邊的人掌握。我隱約地感到外交部情況比較復雜，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書中所說的這兩位特殊人物，當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聞生。她倆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進入外交部后，友誼演變成競爭;章嫁給喬冠華之后，更與各種權力斗爭糾纏在一起，令關系日趨復雜。關于高層權力斗爭，章女士曾談到“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是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喬冠華與章含之相差22歲

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里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后，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

所謂第一次錯誤，系指1973年喬冠華反戈一擊批判周恩來之事。1975年下半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以后，喬、章在外交部與兩位通天人物的“內戰”趨于白熱化，又產生了章所說的第二次錯誤：

我們在1975年底面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雖知這是孤注一擲，但為了部內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華貿然決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與外交部造反人物決裂，制止在部內又一次興風作浪，換取真正的安定團結。但我們過于幼稚，過于天真。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這無疑是一次大錯，但今天的我只對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泰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愿望決心冒此風險的。

歷史的書寫不同于外交辭令，章女士似有難言之隱，其自述又缺乏文獻上的證據，令真相顯得撲朔迷離。

導致喬冠華晚年悲劇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關系作出推測，當事人則語焉不詳。有人說“喬老爺”毀于“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系’，我只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

一紙御狀

粉碎“四人幫”之后，“王張江姚專案組”于1976年12月編印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標題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用鋼筆書寫在5頁白紙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后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志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鄧小平帶話給她們說康老想見她們，后來康老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系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于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志是叛徒，后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活。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了解情況的年輕同志傳這種活。我當時說尤其關于江青同志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志不會把江青同志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后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吳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專案組還對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語：

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污蔑周恩來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和堅持同“四人幫”斗爭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艦隊”，瘋狂叫囂：“吃的(得)飽飽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江青所謂的“更大的勝仗”，就是要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領導同志統統打下去，“四人幫”篡權復辟。

這本專案材料的編印時間，距“四人幫”被捕僅兩個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語保持著“文革”式語言，皆不足怪。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真實目的，以及這兩人在歷史上是否算叛黨，史家盡可繼續考證。

導致喬冠華晚年悲劇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關系作出推測，當事人則語焉不詳。有人說“喬老爺”毀于“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系’，我只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

孤注一擲

這封“告御狀”的信，章女士在上述兩書中均未提及。筆者所感興趣的，則是她寫這封信的目的。研讀后略作歸納，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覺悟到康生通過海容、小唐誣告江青、春橋事件，是鄧小平幕后策劃，所以要向主席揭發;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喬調查江青、春橋的歷史，喬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們(喬、章)堅持原則，勸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傳話，章特別指出關于江青的話尤其不能傳，因為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

四、小唐對江青有議論(應當退出政治活動養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證人吳仲超出席人民大會堂宴會。

這封信似可作為打開喬冠華晚年厄運之謎的一把鑰匙。喬在歷史上跟隨周恩來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隨鄧小平出訪美國;寫信時間正值1976年“天安門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來已先后去世，全國處于“批鄧”高潮，“四人幫”暫居上風。遞交后也曾收效一時，令江青對這兩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澤東對此信的表態及其逝世后“四人幫”的倒臺，提前結束了喬冠華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對此曾有如下說明：

經華主席、黨中央批準，這次會議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長職務。

在當時“凡是”思維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澤東對章含之這封以“我們”口吻來信的批評，已足以形成對喬冠華致命的一擊。

有人說“喬老爺”毀于“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系’，我只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