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扳倒大清國用了27年。明治維新的三大政策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回顧歷史必須承認，“文明開化”政策獲得了成功。如果說封建社會的眾生百姓接受觀念上的改變離不開日本學者的努力的話，那么，那些學者、政客們又是被誰啟蒙的呢？

其實明治維新前200年，日本社會就經歷了一次重要的啟蒙過程，啟蒙者是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1472-1529)。17世紀初，有關王陽明的書籍傳入日本。最早接受陽明學的是江戶時期的下級武士中江藤樹(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脫藩”，在家鄉近江開辦“藤樹書院”，以極大熱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級觀念，宣揚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稱為“近江圣人”。他門下陽明學者輩出，大弟子熊澤蕃山于1670年開辦“岡山藩學”，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學校，江戶后期還教授“蘭學”(西洋知識)。

到明治維新前，不論社會上或幕府內部，能叫得上名的陽明學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山縣有朋，日本陸軍創始人)、商人(澀澤榮一，“日本企業之父”)、學者(福澤諭吉，思想家，“脫亞論”者)、政治家(伊藤博文，日本首任首相)、危險分子(吉田松陰，“征韓論”者)等，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

陽明學的重要特征是開啟思辨，自我認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們去情欲，居靜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陽明則認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離，兩者構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內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內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過自己的實踐可以解釋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與“理”的統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經書中圣人闡明的道理。在王陽明看來，“愚夫愚婦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現實社會里，代表良知的“誠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靜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煉而來。所謂“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煉”。

陽明學對人的觀念產生巨大影響。宋代以后讀書是唯一的出路，但實際上只有少數人可以做到。陽明學認為良知在身勝于讀書，平民也可以成為圣人。其次，陽明學開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門。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發達，社會發展，生活安定，人們的思想多樣化，這個現實是不容忽視的。第三，重視朋友關系。王陽明通過講學的方式，廣交朋友。儒家的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中，前4個在地位上是上下關系，而朋友關系則是平等的。

日本慶幸自己沒有建立起科舉制度，不管是朝廷還是幕府都不用豢養大批文人，也就沒有學說思想的壟斷。清貧的文化人相對自由，代表庶民觀點的陽明學說很容易被接受。當然，江戶時代的官學依然是朱子學。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論高空虛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漸低下。改變這一現狀的是另一位儒學大師——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陽明是同鄉。

1644年明朝亡國后，反清遺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戶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將他迎到江戶(東京)，行弟子禮，舜水開始在日本講學。舜水追求務實，實理實學，批評日本朱子學空洞務虛。朱舜水身居異國，向弟子警示明朝滅亡的道理。德川光囶從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愛國、大義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學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戶學”，成為明治維新以來近代日本社會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論日本省庵學的鼻祖安東守約，還是古學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詡陽明傳人，他以極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學風使其與弟子間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傳的弟子，間接受其影響的人也很多。當時踐行陽明學“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實理實學之路。

當然，日本社會的啟蒙與江戶以后重視實學教育也有關聯。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生存，是江戶教育的一大特點。江戶的寺廟在各地辦學，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課程是，讀(千字文、漢文)、寫(信、告示、訴狀、商品名、收條、借據等)、算(算盤、記賬方法)。內容五花八門，將來只要有用就讓孩子們學。到1850年，日本人的識字率已達70%-80%，而英國產業革命后期的識字率僅20%-25%。可以說日本社會已經基本完成迎接大變革的思想準備。

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也是陽明學的信徒。他認為，國家的獨立首先必是民眾的自立，有自主意識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會自強，而當他們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時會很珍惜，很好地運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會，久而久之會從相信變崇拜再到迷信。福澤的啟蒙書賣了300萬部，相當于每10個日本人中就有一讀過他的書。

遺憾的是，王陽明的“良知”這一基本準則沒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強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澤后來成為“脫亞論”的倡導者，他對中國和朝鮮不屑一顧，“人民不開化，作為敵手就不足為懼，作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說“日本應該站在歐美的立場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