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上下風紀敗壞，尤其是“課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飯后，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皆稱“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最佳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的舊稱“京師大學堂”。

晚飯后，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皆稱“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最佳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的舊稱“京師大學堂”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請下，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行前，朋友們都力勸他千萬不要就職，以免影響一世名譽。今天看來，擔任全國最高學府的校長是件光榮差事，為何當時被視為跳火坑一般？原來，1917年之前的北大，學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學歷當公務員為目的;教師有的不學無術一心當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學校上下風紀敗壞，尤其是“課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飯后，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皆稱“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最佳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的舊稱“京師大學堂”。

成立社團引導“健康娛樂”

蔡元培到任之后，立即做了兩件事整頓校風，僅一年之后就使北大煥然一新。第一，吸收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作人、辜鴻銘等大批優秀學者，充實教師隊伍;第二，提倡社團。在蔡元培號召下，師生成立了各種學會和興趣會，如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蔡校長盡力給予資金和場地支持，這樣做既是出于對美育、體育的重視，也是為了引導師生進行健康活動，免得他們“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親自發起了一個特別的社團：進德會。要加入此協會，必須符合三項基本條件：不嫖、不賭、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則，得到普遍響應。到5月28日正式舉辦成立大會時，全校兩千名師生，有七十多名教員、九十多名職員、三百多名學生報名入會。包括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教授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章士釗等;還有學生中的風云人物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鄧中夏等。協會通過選舉產生了評議員和糾察員。每個入會者都要寫志愿書承諾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則通信勸告。如仍犯，經會員十人簽名報告，評議員調查屬實，開評議會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對進德會不以為然，比如辮子教授辜鴻銘就拒絕入會。“一個茶壺可以配好幾個茶杯”，他秉承這套著名的納妾理論，并身體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從青樓贖出來的侍女。辜鴻銘認為自古名士皆風流，作為名士豈能承諾不嫖娼、不納妾？

對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進德會，旨在倡導風氣，不強迫入會，協會也沒有行政權力。

文理科學長帶頭破戒

難免有會員破壞戒律。最典型的莫過于身為進德會評議員的陳獨秀和夏元瑮。一個是蔡元培三顧茅廬請來的文科學長;一個是嚴復校長1913年聘任的理科學長。兩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節。

夏元瑮是物理學家，主講愛因斯坦相對論，在學術上對“孔孟之道”沒有直接破壞，礙不著舊式文人的事。陳獨秀則是老派學者眼中的洪水猛獸，他們早就想將他鏟除。與陳獨秀并列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本也是攻擊對象，但除了“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他沒什么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讀書時，胡適也墮落過，幾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風流歸來，醉倒街頭，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錢，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發誓痛改前非。到北大當教授后，胡適再沒做過嫖娼之類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陳獨秀說話作文皆言辭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檢點，我行我素，授人話柄。在新舊兩派論戰中，陳獨秀成為活靶子，中槍無數。

1919年3月間，圍攻達到頂峰。陳獨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曉，以訛傳訛，一些八卦小報甚至編造出陳獨秀與學生為同一妓女爭風吃醋，抓傷妓女下體以泄私憤。

桐城派古文家、翻譯家林紓多次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批判北大毀斥倫常、詆誹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發表一封公開信回應林紓，并借此機會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辯解：“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事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筆歟？”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 這封帶著諷刺和火藥味的反擊信件，表明他確實動了氣。在他看來，教授有真學問、把課上好是最重要的，偶爾有些“韻事”可以包容。

學校上下風紀敗壞，尤其是“課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飯后，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皆稱“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最佳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的舊稱“京師大學堂”。

陳獨秀因嫖娼變相被辭

蔡校長包容得了陳獨秀，老派學者卻不能善罷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編修的國會議員張元奇，向國會提出彈劾教育部長傅增湘和北大校長蔡元培，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縱容陳獨秀嫖娼。一時輿論大嘩。兩年前力薦陳獨秀到北大任職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面子上掛不住，率先倒戈，認為陳獨秀不配為人師表，破壞北大聲譽，要求蔡元培撤銷其文科學長之職。

蔡元培愛才心切，當年為了力挺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甚至幫他偽造學歷，自然極不愿意開除他。但湯爾和力言陳獨秀“私德太壞，且蔡先生還是進德會會長”，怎能姑息他？壓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幾位教授到湯爾和家中開會，至午夜12點才散。 會議做出的決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會議上公布：北大廢除學長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推馬寅初為首任教務長。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變相辭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堅持下，陳獨秀仍保留教授職位，但給他放假一年，實質上將他從教學一線隔離。不久之后，“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于1919年6月因散發傳單被捕，出獄后南下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胡適認為北大中了離間計

陳獨秀嫖娼公案至今還為人津津樂道，甚至與中國革命走向掛鉤。最早表達這種觀點的是胡適。1935年，湯爾和將早年日記借給胡適看。胡適看到記錄1919年3月26日晚上會議這一篇，不禁觸動傷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適寫信毫不客氣地譴責湯爾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獨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干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胡適認為，這些傳言表面針對陳獨秀的個人道德，其實是離間計。“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適再次致信湯爾和，將心中郁悶一吐為快：“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于此晚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 (編者著：陶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定論。”

胡適與知己好友陳獨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揚鑣，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陳獨秀自“五四”之后就越來越靠近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否離開北大，當時變“左傾”都是歷史必然。嫖娼事件恰從側面說明陳獨秀特立獨行的性格，他認準的方向，不會因幾個自由主義的朋友而改變。

1937年，湯爾和投汪精衛麾下，在日偽政權任職。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詞中譽他為“非常的碩德者”。當時陳獨秀正隱居荒山對共產主義進行反思，聲明“不擁國、不阿共”，陪伴身邊的是比他小29歲的第三任夫人。私德與公德之辯，的確是探討不盡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