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家事上的錯誤，就更是隨處可見了：幾乎所有可見到的包氏家譜上，包拯之妻均寫作“李氏”。豈不說這個“李氏”毫無來由，“李氏”的生卒年月，就更是一筆糊涂賬。譜上說：“李氏生于興國壬辰年，卒于咸平庚申年”。奇怪的是，“興國”是宋太宗趙光義的第一個年號，前后只使用了九年，即從公元九七六年到九八四年，其中并無“壬辰年”。“壬辰”乃是他的第四個年號，始于淳化三年，即公元九九二年。而“咸平”又是宋真宗趙恒的第一個年號，只用過六年，即從公元九九八年到一○○三年，其中也并沒有

“庚申”年。“庚申”乃是他的第四個年號，始于天禧四年，即一○○二年。按照譜上寫出的這些年號，我們將無法確定李氏的具體年歲。但若以甲子紀(jì)年計算，這位李氏去世時就只有二十八歲。而李氏過世后，譜上再沒有別的記載了，這就是說，當(dāng)時只有三十歲的包公，便鰥居了幾十年，實在荒唐得很！

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輩子與包公朝夕相處，且同舟共濟、恩愛有加并給過包公最大幫助的賢內(nèi)助——董氏，將沉冤九泉，無人知道。無論是史書還是家乘，對董氏都太欠公道;特別是包氏家譜，這樣對待董氏非但大不敬，也似乎有點兒太殘忍。

董氏和包公的兩合墓志同時出土，透露出了一個《宋史》絕對沒有、包氏家譜也不可能會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實，這就是，包公有過三個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張氏”，續(xù)妻“董氏”，還有“媵孫氏”！

“媵”，可以理解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釋為“身邊的傭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續(xù)的“獨根獨苗”包綖，正是包公與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壓根就是“身邊的傭人”生下的孩子！

“媵孫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為懷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這種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這時包公已是五十九歲，先前由董氏生養(yǎng)的兒子包繶，好不容易長大成人，和名門之后崔氏結(jié)成夫妻，想不到婚后兩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壽時，百官前來祝賀，宋仁宗也派人送來了禮物，但年屆花甲的包公，膝下無子，難免有孤獨之感，又怎么樂得起來呢？誰知就在這時，他的大媳婦崔氏抱出了一個活蹦亂跳、牙牙學(xué)語的孩子，告訴他：“這就是您的兒子啊！”包公不免驚詫，待問清情況，才知“媵孫氏”將孩子生了下來，還是個男孩。從不開笑臉的包公，不禁笑容滿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當(dāng)即認(rèn)下了孩子，還將孩兒取名為包綖。

墓志就此寫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過四個孩子：長子“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過早地夭折了;兩個女兒，一個遠(yuǎn)嫁“陜州硤石縣主簿王向”，一個許配給了“國子監(jiān)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這個次子包綖！

這么說，包公不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還是包公臨近花甲之年與媵所生。

這事，發(fā)生在鐵面無私“自是閻羅氣象”的包公身上，會有損“凜凜然如不可奪之節(jié)”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嗎？會導(dǎo)致包氏后裔對自身血統(tǒng)產(chǎn)生懷疑，甚而認(rèn)為大逆不道，有辱門風(fēng)嗎？其實，在那個年代，將陪嫁人納為妾室應(yīng)該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