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布羅·婉容，字慕鴻，號植蓮，末代皇帝溥儀的皇后生于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歷1906年11月13日)。原籍黑龍江省訥河市龍河鄉(xiāng)滿乃屯，達斡爾族，后編入滿族正白旗。

末代皇后婉容怎么死的？

1924年底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他帶著婉容、文繡住進了天津靜園。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性格上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終更是導致了文繡提出離婚。可是溥儀卻把這場給他帶來奇恥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過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等到溥儀逃至長春，成為了偽滿洲執(zhí)政府的傀儡后，他更是對婉容置若罔聞，不聞不問。同時婉容的行動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嚴密監(jiān)視和限制，這一切使婉容的身體和精神處于崩潰的邊緣。于是婉容越來越放縱自己，她狂躁易怒，她嗜毒成癮、她甚至與溥儀身邊的侍衛(wèi)私通，總之，婉容竭盡所能地做出所有可以激怒溥儀的事情。

終于，她開始了長達10年的冷宮生活，這段日子使她從一個嬌美恬靜的美人變成了一個形如槁木的瘋子。到了1946年，隨著日本人的投降，撇下了一大群的皇親國戚，溥儀這個兒皇帝也倉皇出逃了。婉容被解放軍戰(zhàn)士攜于軍中，因為煙癮、疾病、凍、餓等終于病入膏肓很快瘐死，終年40歲，沒有任何儀式，沒有墓碑，墳頭日久也被風吹平了。

末代皇后婉容的死地

留在延吉監(jiān)獄中的婉容，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也沒有一個皇族成員，孤獨地度過了悲慘一生中的最后十天。關(guān)于她的死地，在愛新覺羅家族中和社會上有許多傳聞，其中較有影響的說法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

1、溥儀的說法：

溥儀前后兩次談到婉容的死地：第一次是在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寫《我的前半生》初稿時。他寫道：“‘八？一五’以后，她〔按：指婉容〕雖然也和東北人民一樣，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無奈病勢已深，終于病死在哈爾濱，而了結(jié)了她那極其不幸的一生。”婉容一生沒到過哈爾濱，也不可能死在哈爾濱。

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時。該書修正了上面那段話，改定如下：“‘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jīng)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如果說這“吉林”二字含著一個省的范圍，倒也不錯，卻沒有指出具體的位置。倘僅指吉林市，無疑是錯了。

2、嵯峨浩的說法：

在《流浪王妃》一書中，嵯峨浩說他們離開延吉后，部隊又把婉容“送到了位于中朝邊境的圖們市”，“婉容皇后就在那里，一個人孤獨寂寞地死了”。部隊既是因為怕路上顛簸而留下婉容，不讓她隨軍轉(zhuǎn)往佳木斯，當然也不會送她去圖們，再說延吉、圖門相距僅兩小時路程，沒有轉(zhuǎn)移意義。

3、李玉琴的說法：

李玉琴在其回憶錄中詳述了她跟婉容分手的過程，然后就婉容的去處談了一段傳聞。她寫道：“部隊撤出長春時，這位可憐的中國末代皇后，只好跟著部隊走了。那時蔣介石發(fā)動內(nèi)戰(zhàn)，部隊正為解放全中國而南征北戰(zhàn)，帶著她極不方便，加上她當時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隊到延吉時只好把她留在那里，以后聽說她死在敦化了。”“死在敦化”的傳聞實出國民黨中央社的一篇報道，其文如下：

婉容之死

一代偽后 病死敦化

溥儀作證東京日，秋鴻魂歸太虛時

〔中央社訊〕此間盛傳偽后秋鴻已于上月下旬病死敦化之說，共軍前攻陷長春期間，伊曾一度由通化重返抵此。在茍安十四年之偽都，又留戀多日，共軍由長撤退前，伊被迫赴永吉，并在永吉警察局公開展覽。旋又押赴敦化，轉(zhuǎn)送延吉。目前，由延吉再送敦化，卒因貧病交加，且側(cè)近侍從早已四散，八月下旬已客死敦化。

敦化是吉林省老解放區(qū)，國民黨軍隊從未到過此地，而且撰文記者也聲明系據(jù)“盛傳”而寫，其可靠性顯然是有限度的。現(xiàn)已查明：上述三種說法都是缺乏根據(jù)的傳聞，而且都錯了。

據(jù)一位健在的目擊者說，婉容死在延吉，這位目擊者名叫郭長發(fā)，他在1985年11月間因病住院，并與黑龍江省林口縣一位干部樸亨道成為病友。他們談到《末代皇后和皇妃》這本書，郭長發(fā)說書中所載關(guān)于婉容的死地有誤，于是談起自己作為目擊者的經(jīng)歷。其時郭長發(fā)老人七十四歲，是解放軍首次進占長春時第一個沖入偽皇宮的戰(zhàn)士，據(jù)說日本人送給溥儀的那把戰(zhàn)刀就是郭長發(fā)從長春一直背到延吉的。

郭長發(fā)說：婉容當時確實死于延吉江北大獄，因為她當時正像書中所說的‘病重’，加之當時生活條件、醫(yī)療條件極差，最后死于獄中。死后也是他們(郭等)用舊炕席卷著扔在北山上的。因為是皇后，不同凡人，他對當時的情節(jié)、年月日都記得非常清楚。”在一份保存下來的原始登記表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準確死亡時間：“于6月20日午前5時亡去”。

末代皇后婉容的葬地

至于葬地，郭長發(fā)說是“用舊炕席卷著扔在北山上”，而陳自新等三人說是“葬于延吉市南山”。在當時環(huán)境下只能簡單處理后事，拍攝遺容和尸體存檔，然后找個合適的山溝掩埋，不留墳頭。關(guān)于“北山”和“南山”的說法不同，恐怕是因為郭長發(fā)按當年居處的方位講話所致。他們都說葬在山上了，正式稱謂應是“延吉市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