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鴻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世居陜西米脂李繼遷寨。童年時給地主牧羊，曾為銀川驛卒。1629年起義，后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勇猛有識略。滎陽大會時，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領的贊同。高迎祥犧牲后，他繼稱闖王。

其時中原災荒嚴重，階級矛盾極度尖銳，李巖提出“均田免賦”等口號，獲得廣大人民的歡迎，部隊發展到百萬之眾，成為農民戰爭中的主力軍。1643年在襄陽稱新順王，并在河南汝州殲滅明陜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年號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會戰李自成。李自成戰敗，退出北京，率軍在河南、陜西抗擊。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城九宮山元帝廟遭村民誤殺致死。

李自成起義

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李自成(1606～1645)原名鴻基，陜西米脂人，家世業農，父守忠因里役破產。自成以家貧，為人牧羊，略識文字，及長為銀川驛卒。明天啟、崇禎年間，陜北連年旱荒，農民紛起暴動。崇禎三年(1630)，自成以裁驛卒失業，又以借貸被辱，遂投活動于西川的不沾泥張存孟部。后因張存孟敗降，自為一軍。

起義的發展和勝利不久，自成投闖王高迎祥，為八隊闖將，轉戰陜、晉、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農民軍被圍困于漢中附近峽谷中，自成重賄明總督陳奇瑜，偽稱解甲歸農，得脫圍困。既出棧道，連破麟游、永壽等七縣，勢力愈強。九年七月，迎祥在陜西盩厔(今周至)戰敗，被俘犧牲，自成承襲闖王名號，轉戰于陜南及四川東北部地區。十一年，起義軍敗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劍州(今四川劍閣)入甘肅，又走避寧羌(今陜西寧強)。六月至漢中。是時農民軍首領大多敗降，唯李自成農民軍仍堅持戰斗。是年冬，明三邊總督洪承疇、陜西巡撫孫傳庭設伏于潼關原，起義軍損失過重，潛伏陜南山區。十二年，避走巴東。十三年二月，自成軍又在奉節魚腹山失利，為避實就虛，乃走大寧(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陜南，再次潛伏商雒山(今陜西商縣東南)中。

同年，河南省發生嚴重災荒，農民紛起暴動。十一月中旬，起義軍經陜南商州突出武關，轉戰河南，農民爭附，連下豫西南各州縣。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獻策、李巖等先后投奔起義軍。十四年初下洛陽，殺明福王朱常洵，開倉濟貧，聲勢迅速擴大。此后，三次圍攻開封，連獲項城、襄城、朱仙鎮、郟縣、汝寧五次戰役的勝利，執殺明兵部尚書陜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及陜督楊文岳等，大敗陜督孫傳庭。明軍主力被消滅，起義軍控制河南全省，部眾近百萬，其他農民軍首領如羅汝才、袁時中等多歸附自成，李自成起義軍成為明末農民起義軍的主力。

自占領洛陽始，李自成漸將過去的流動作戰改為每得一城，分兵據守的軍事戰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鐘祥)，打出“剿兵安民”旗號，散發“三年不征”傳單。尋移檄黃州，揭露朱明暴政，宣傳自己興仁義之師、拯民于水火的作戰宗旨。兩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數十州縣，及湖廣荊、襄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陽(今湖北襄樊)為襄京，成立新順政府，自成自號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轄區西起潼關，東至歸德(今河南商丘)、汝寧(今河南汝南)，北濱黃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縣)，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縣。

起義軍雄據荊襄，遂圖謀取京師。李自成采納謀士顧君恩之策，先取陜西，作為根據地。十六年九月，起義軍與明孫傳庭兵戰于河南郟縣，深溝高壘以疲明軍，并利用連日陰雨，明軍糧運不繼之際，遣輕騎出汝州(今河南臨汝)斷截明軍糧道，大敗孫傳庭，殺傷明軍四萬多人，獲器仗輜重數十萬計，傳庭奔潼關。此后起義軍分兩路進兵陜西，一路經淅川下商州(今陜西商縣)入陜南；自成則親率大軍趨潼關。十月，陷潼關，明軍潰敗，傳庭戰死。十七年正月，起義軍攻克西安，乘勝取寧夏、蘭州、西寧、永昌、莊浪等地。

起義軍占領西安后，即正式定國號為大順，改元永昌，以崇禎十六年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為長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稱王。同年二月，起義軍分兩路進攻北京，一路由先已進入山西的大將劉芳亮等率領，從平陽(今山西臨汾)經陽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衛輝(今河南汲縣)、彰德(今河南安陽)等地，然后經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牽制明朝南路援軍；一路由自成親自率領，渡黃河，下太原，傳檄各州縣，揭露朱明種種罪狀。山西農民群起響應，各府州縣望風而下，自成遂率軍北上，經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圍困京師。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自縊于煤山(今景山)。明朝滅亡。

政權建設起義軍在襄陽建立新順政權之時即曾設官置司，中央置上相、左鋪、右弼、六政府(相當于六部)侍郎、郎中等官，地方設防御使、府尹、州牧、縣令。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后，又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文諭院、諫議等官，并封爵五等，大封功臣。

占領北京后，大順中央政治機構在襄陽、西安兩次建置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委派官吏，改年閣為天祐殿，牛金星繼任首輔。六政府尚書分別為：吏政府尚書宋企郊，戶政府尚書楊玉休，禮政府尚書鞏焴，兵政府尚書喻上猷(一作侯恂)，刑政府尚書安興民(一作耿然明)，工政府尚書侯恂(一作黎志陞)。尚書下設侍郎、郎中、從事、員外等職，充實和完備了各部朝官。又改翰林院為弘文館。六科給事中為六政府諫議，十三道御史為直指史，太仆寺為驗馬寺，尚書寶寺為尚璽寺，通政使為知政使。其余光祿、大理、太常、鴻臚、國子監等仍沿襲前明舊名。所委官員少數由舉監生員充任，其余絕大部分為前明降官。地方文武官吏，改巡撫為節度使，布政司為通會，兵備為防御使，知府為府尹，知州為州牧，知縣為縣令。并開科取士，選拔新人出任各級官吏。

武職亦改前明武官之稱，改五軍都督府為五軍部，仍設左右都督。又改總兵為正總權，副將為副總權，守備為守旅，把總為守旗。但職名并未統一，有的仍沿用總兵、副將等稱。其專事征伐的有，權將軍，一品；副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將軍，四品；威武將軍，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總，八品；哨總，九品。權將軍有田見秀、劉宗敏；制將軍有李過、李巖、賀錦、劉芳亮、袁宗第、劉希堯等，其余授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銜者凡五十余人。

自成在北京建制的同時，繼續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層政權。北直、山東、河南、蘇北、皖北各地州牧縣令紛紛上任。降將馬科則率軍進攻四川，川北州縣也多降附置官。

是時大順版圖，東自山東，西至甘寧，北沿長城，南達江淮，掩有北直、山東、山西、陜西、河南五省，西北甘肅、青海、寧夏的一部分，川北保寧地區若干州縣，及今江蘇、安徽淮河流域地區，長江流域則有湖廣的荊州、襄陽、承天、德安四府等地。

政治經濟綱領政策起義軍起義過程中，針對明朝地權集中與賦稅繁重的情況，提出“均田免糧”口號。攻占西安后，又以“貴賤均田”及“五年不征”相號召。在河南等地到處傳播“不當差、不納糧”的歌謠。后因“均田免糧”綱領屬于平均主義的空想，并未真正實行，只是個別地方官曾經實行過改變封建地權的措施。如山東諸城縣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濟貧之說，令產不論遠近，許業主認耕；在某些地區大順地方官府還默許農民進行自發的奪地斗爭。起義軍亦實行籍沒富室政策，以解決軍餉，兼濟貧窮。李自成初下洛陽，沒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積的糧食和大量金錢，以其中一部分賑濟貧民。以后每攻占一個城鎮，常采取類似措施。占領西安后，繼續以“劫富濟貧”相號召。但在這一口號下，劫掠平民、殃及無辜之事亦時有發生。起義軍還針對地方為考中的舉人進士樹建牌坊，下“毀坊之令”。

起義軍還實行平買平賣，保護工商的政策。這種政策自崇禎十四年占領河南起，始終執行。起義軍進北京后，令市民照常營業，不少地區工商業照常進行。山東畿輔運河航行的商船不絕。

起義的失敗起義軍占領北京后，北方的勁敵只余駐防山海關外的明總兵吳三桂。自成雖認識到三桂擁有重兵，事關邊防，但失于輕敵，僅派降將、權將軍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攜金銀錦緞前往招撫。三桂先接受招撫，后聞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餉，并聞家屬被拘，遂歸山海關起兵反叛，并向清軍求援。自成大怒，率劉宗敏、李過東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關。為防三桂東退，自成出奇兵二萬繞至三桂軍后，自己則率大軍從西面合圍夾擊。在吳三桂軍動搖之際，清多爾袞發兵夾擊。因眾寡懸殊，兩面受敵，農民軍勢漸不支，敗退北京。

農民軍的戰敗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紛紛南逃，各地官紳地主也紛起反噬。尤其嚴重的是，起義軍的很多將官經不起都市豪華生活的誘惑，鶩聲色，貪財貨，分據前明大官住宅，日趨驕奢淫逸，士卒也各身懷重貨，無有斗志。斗爭嚴峻，軍心渙散，紀律松弛，形勢十分不利。永昌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自成倉卒即帝位，次日即離北京南下，經晉入陜，試圖仍以陜西為基地再起。入陜后，李自成令李過、高一功拒守陜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軍進逼下，李過、高一功退至陜南，又沿秦楚邊界，經川東至荊門、當陽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藍田、商州經武關退守河南，又經襄陽、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陸)退至武昌。五月轉戰至湖北東南各州縣。九月至九宮山(一云通山、一云通城)，為地主鄉團所圍困。李自成犧牲，余部由劉宗敏、李過率領南下，聯明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