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近代中國幼童留美史料，不難發(fā)現，這些首批留洋的人才回國后，在懷揣抱負理想力求為國施展才干的人生境遇中，不少人竟或多或少地與后來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不少人也正由于他的庇佑，才得以官運亨通，并能做出一番事業(yè)。蔡紹基似乎也未能躲開這個怪圈。

留美幼童中，蔡紹基在近代中國史上所留下的印痕和建樹，同樣值得述說。這不在于他是近代中國最早進入美國名校耶魯大學的留學生之一，也不在于他回國后作為袁世凱的幕僚和親信走上政壇，而主要在于他兩度執(zhí)掌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為這座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大學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

耶魯“東方棒球隊”隊員

當年留美幼童留下的不多的歷史照片中，有一張?zhí)厥獾暮嫌埃鞘沁M入耶魯大學后的部分留學生身著棒球運動服裝的合影，其中后排左起第一人就是蔡紹基--高高的個子，勻稱的身材，氣宇軒昂的臉龐，青春勃發(fā)又透出儒雅氣質。

他們中學時代的美國同學后來回憶，這批來自東方的孩子，除了有一張東方人的面孔，還有剛來時腦后拖著的那條長辮子外，其他各方面的秉賦與美國孩子無二，許多方面甚至比美國孩子強，比如學業(yè)之外的文體活動、演講比賽等。

蔡紹基是首批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他在美國高中畢業(yè)后，一躍考入耶魯大學最重量級的法律專業(yè)。

現存有關蔡紹基在美留學生活的資料太少，今人很難回放他當年在校園里的具體映像，但有一篇當年美國的新聞報道，為我們真實還原了一段歷史珍貴鏡頭——蔡紹基及他的同學在參加高中“畢業(yè)演講比賽”的全過程。

在蔡紹基就讀的美國哈特福德高中，每年春天都要舉行一年一度的畢業(yè)演講比賽，這成了當地教育界以及普通市民的一次盛會。就在蔡紹基及另兩個“中國幼童”從“哈高”畢業(yè)時，情景似乎更是熱鬧，共有60多位來賓出席觀看幾十個學生的演講比賽，其中包括有州教育局長、市長、前任州財政大臣，其他一些中學的校長，還有廣告商。那天演講比賽的結果，恰是蔡紹基和他的中國同學搶盡了風頭--當地的《每日論壇報》留下了詳細報道--

中國學生在演講比賽中獨樹一幟，他們身著華麗的絲制長袍：一位是橄欖色緞子，另一位在橄欖色長袍上系著華麗的珍珠色緞子腰帶，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貴的淺褐色絲袍，打著黃色緞帶綁腿。為了和服裝款式相配，第三位學生手中還拿著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頂滿清式的綴有紅鈕扣的帽子。中國學生卓爾不群的打扮無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那天最精彩的當屬中國學生。黃開甲演講的題目是講述法國大臣JeanBaptisteColbert(1619-1683)的一生。盡管黃的英語口語略帶口音，但是他極其出色地運用了優(yōu)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處的手勢。黃的遣詞造句非常得體，段落組織精妙絕倫，成為當天演講比賽的一個楷模。

緊接著黃開甲出場的是蔡紹基，他的演講題目是“鴉片貿易”。蔡說，他最有資格演說鴉片，因為他親眼看到了它所帶來的影響。蔡說在中國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為“神奇撫慰者”、“無價之寶”的鴉片。如果人們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們就會把它稱作“可恥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藥。蔡展示了一位鴉片癮君子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講述了父親們用出賣子女的錢來購買鴉片。

當時，西方一共向中國出售了30多萬磅的鴉片，收入有6000萬美元。出售此毒藥給一個人比用刀謀殺他還要惡劣。蔡談到了鴉片戰(zhàn)爭，從此打開了中國的通商口岸。他認為，雖然中國的政府官員在許多方面需要譴責，但是大英帝國以此方式打開中國的大門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講演在結束時獲得了觀眾給予的最富熱情的掌聲。他慷慨激昂地說：“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著了，她終將會醒來并注定會驕傲地屹立于世界！”……

時隔100多年，透過美國報紙的這篇報道，仍能感受到少年蔡紹基的澎湃胸懷。

袁世凱的幕僚與親信

細讀近代中國幼童留美史料，不難發(fā)現，盡管首派官費留學這種前無古人的壯舉的推動者，主要是容閎及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等人，但這些首批留洋的人才回國后，在懷揣抱負理想力求為國施展才干的人生境遇中，不少人竟或多或少地與后來的竊國大盜袁世凱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里有太多機緣巧合。

1881年，在耶魯大學緊張的學習生活開始后不久，清廷一紙命令，蔡紹基等幼童只得中止學業(yè)回國。幾十個留學生在上海港上岸，清廷一開始居然不聞不問，這些“海歸”于是各找門路，謀求生計。但幼童回國也驚動了各方有識之士，他們紛紛從中招募人才，這其中就包括后來的袁世凱。

蔡紹基歸國后找到的第一份差事是翻譯，先任大北電報局譯員，后去了上海海關，同樣是譯員。1883年，德籍顧問受清廷委任赴朝鮮籌辦海關，挑選唐紹儀為隨員。由于唐紹儀、蔡紹基、梁如浩三人同為中山縣籍鄉(xiāng)鄰，又是留美先后同學，于是唐紹儀立馬推薦自己的同學蔡紹基和梁如浩同往朝鮮任職。正是在朝鮮公干時期，這三人與不久后被派往朝鮮的袁世凱相識相交。

時袁世凱作為朝廷委派的通商大臣派駐朝鮮。為培植親信勢力，有高人建議袁世凱仿效曾國藩建立私人“幕府”。如此，唐紹儀、蔡紹基這些喝過洋墨水、既懂外語又懂西法且擅長交涉辦事的人才，自然成為袁極力延引之人。于是，唐紹儀先入袁幕府;蔡紹基和梁如浩又由唐引薦入幕。朝鮮“甲申政變”時，唐、梁、蔡三人合力保護袁世凱奮力逃脫日本人追殺，使他們之間生出了一段“生死之交”。后來，三人均受袁重用，自在情理之中。

不久袁世凱權傾一時，先后被清廷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督辦商務大臣和督辦電政大臣，鐵路、電信等要害部門都在他的管轄之下。一時間，這批學習過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相繼成為袁世凱的骨干力量，其中就有詹天佑。據說，為了得到這位杰出的鐵路工程師，袁世凱和張之洞還曾發(fā)生過爭執(zhí)。“留美幼童”忽然成為被爭奪的寶貝，他們的命運出現戲劇性的轉折。

蔡紹基也不例外。在袁世凱的保薦下，他先后出任牛莊海關道臺、天津海關道臺、直隸總督府北洋洋務總辦等職。其間，他曾代表清政府，在遼東、遼南等地與日本談判，艱難地商討日俄戰(zhàn)爭后遼東半島的歸還事宜。

蔡紹基任職和施展才干的歷史舞臺，基本都在天津，這當然也與袁世凱有關--袁的政治大本營就在天津。直到今天，人們到天津，還可以看到全國至今保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清代會館建筑--1907年落成的“廣東會館”。這是一座具有潮州風格的大院落，內有客棧，戲樓，以及可容納七八百人的室內劇場。在廣東會館內，可以看到一塊石碑，鐫刻著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就有唐紹儀、蔡紹基、梁敦彥、梁如浩、周壽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紀初年，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經都是官職顯赫的名流。

值得稱道的是，當袁世凱最終妄圖復辟帝制時，蔡紹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現出了堅定的原則性，與唐紹儀一樣堅決與袁世凱決裂。當然，這是后話了。

兩度執(zhí)掌北洋大學

1895年10月2日，在海關道盛宣懷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推動下，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北洋西學學堂宣告成立。第二年，北洋西學學堂更名為北洋大學堂。

學校創(chuàng)辦之初，設督辦(名義校長)一人，作為學堂的最高領導。先后出任這一職務的，便是蔡紹基、唐紹儀、梁敦彥、梁如浩等四名留美幼童。他們在北洋大學堂早期發(fā)展史上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他們先后執(zhí)掌北洋大學堂，群策群力，使該校走出庚子之難造成的危難境地，而后持續(xù)譜寫著中國最早大學的光輝史，為今天的天津大學奠定了基礎。

蔡紹基與這所學校淵源最深。早在北洋西學學堂創(chuàng)建之時，蔡紹基便出任該校二等學堂(相當于大學預科)總辦。蔡紹基憑借自己在美國初、高中的學習經歷，大膽借鑒國外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從校園建設、基礎設施以及師資招聘、教學管理、招生計劃方案等等，全方位親力親為，為該校初期建設做了大量工作。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入天津，北洋大學堂所在的博文書院被侵略者強占，校舍遭破壞，學堂被迫停辦。此時，初建者盛宣懷等人陸續(xù)離開北洋大學堂。在這歷史關口，蔡紹基挺身而出，承擔起再創(chuàng)北洋大學的歷史重任。

蔡紹基利用自己在直隸總督府署理外交事務的官員身份，與占領軍反復交涉，積極爭取復校。但侵略者拒不歸還校舍，蔡紹基只好選擇清軍廢棄的西沽武庫，重新建校。重新建校，其間所要操心勞神之處，并不亞于當年的創(chuàng)辦，更何況，當年有那么多頭面人物出面張羅，要錢給錢，要力出力，而如今國勢衰微，外國列強橫行霸道，許多大腕級人物自顧不暇，敬而遠之，全憑蔡紹基孤軍奮斗。1903年，北洋大學堂才再次建成復校，蔡紹基主持校務。不久，蔡紹基因有他任，改由他的同學兼好友，另一位留美幼童唐紹儀接任北洋大學堂，主持全面事務。唐紹儀的后繼者也是一位留美幼童，他就是梁敦彥。1907年，梁敦彥調任駐美公使，繼任者又是一位留美幼童——梁如浩。

1908年，梁如浩離職。此時蔡紹基出任津海關道，同時兼任北洋大學堂督辦，再一次回到北洋大學堂。蔡紹基的這一任期直到辛亥革命爆發(fā)前后。

由蔡紹基等這些留美幼童主持北洋大學堂期間，中國本土的大學教育得以從零開始，逐步走上正規(guī)，特別是出國留學教育得到很大發(fā)展。實際上，資送頭等學堂畢業(yè)生出國留學本就是北洋西學學堂創(chuàng)辦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各種因素，最初幾年派遣學生出洋計劃一直未能成行。直到蔡紹基主持校務并重建復校后，派遣留學計劃才得以實施。是年，王寵惠、陳錦濤等人被派往美國耶魯大學學習。1906年，梁敦彥執(zhí)掌該校時，復校后第三班34名學生全班送出留學，其中3人赴法，其余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大學。在蔡紹基等四人執(zhí)掌北洋大學堂的八年間，該校一共資送52名學生出洋。這些人中，有后來的國務總理王寵惠、著名的外交家王正廷、經濟學家馬寅初、數學家秦汾、金融家錢永銘，可謂人才濟濟。這在中國留學教育青黃不接的當時，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可以說，他們主持的北洋大學堂初期的留學活動，是20世紀初中國留學教育復興的前兆，催動了近代中國第二次留學大潮的到來。

辛亥革命的爆發(fā)，讓蔡紹基的人生命運發(fā)生重大轉折。作為受過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熏陶的“海歸”，蔡紹基理所當然地擁護孫中山革命，這就為后來他與袁世凱的關系定下了基調。辛亥革命后，北洋大學堂正式改名為國立北洋大學，蔡紹基信心滿滿，正要借勢而上，把北洋大學辦得更上一層樓，卻傳來了袁世凱意欲復辟帝制想當皇帝的消息。而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派出說客，找到昔日親信蔡紹基，許以事成后由蔡任“工業(yè)部長”之職，卻遭到蔡紹基嚴詞拒絕。袁世凱知道后，大為不滿，就放出狠話：等他當了皇帝，第一個殺的就是蔡紹基。

蔡紹基權衡利弊后急流勇退，辭去全部公職。自此，他與北洋大學的緣分畫上了句號。此后，蔡紹基隱居天津，后經營實業(yè)。晚年時，他居住在天津的小白樓，仍然是天津“名流人物”經常光顧的地方。他還曾連續(xù)三年被選為英租界議員，成為天津外國租界的第一位華人議員。

新中國成立后，北洋大學改名為天津大學。在建校110周年的慶典上，蔡紹基的照片被高高懸掛在校內的北洋廣場，接受新時代學子的瞻仰與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