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遜位后，載灃生活很低調。他從不參與復辟活動，只求維持對皇室的優待條件和保持現狀不蔓不枝足矣。在“張勛復辟”的鬧劇中，載灃表現得極不熱誠，從頭至尾都未參與，而是冷眼觀看了這一幕只有12天的復辟丑劇。日后溥儀潛往東北，載灃獨認“兇多吉少”持反對態度。溥儀到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說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屢次來勸說他遷往長春，而載灃總是憂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兒子溥任，最小的女兒韞娛、韞歡留在身邊不放。他認為全家去東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將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場。

在清朝遺族中，載灃是一個能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遺老遺少中最早剪去辮子，安裝電燈電話、穿西服、買汽車的人物之一，這也許與他出使德國，接受過新思想有關。他的這些舉動，自然引起一些守舊的王公大臣們的不滿，甚至有人罵他“忘本”，但也有人稱贊他開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響，改變了舊的生活方式。載灃對天文學有濃厚的興趣。每有月蝕或日蝕出現，他都要作仔細的觀察并繪成工筆圖形，記入日記，他也喜好數學，更喜愛照像，認為自己并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人。載灃為人寬厚，對親對友從來都以誠待人，謙虛和藹。載灃雖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處事上卻較為成功。載灃訥于言詞，說話甚少，與親友兄弟們在一起時，總是一位沉默的旁聽者。他最討厭應酬與交際，凡是來醇王府的人，無論呆多久，他一般不輕易留飯，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對待自己的親戚本族的慶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幾句，便趕忙起身告辭，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殘局。

載灃的一切行動準則，概括地說，就兩個字——“照例”。無論什么季節，他的飲食、穿戴、發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藥，下人都不用請示，因為他們知曉，王爺的回答一定還是照例。在肩負國家重任，手握王權時，載灃是如此，遵循舊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對王府的生活開支費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聞不問，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劉佳氏管理。在這種平淡無奇的日子里，載灃倒也安逸平和，無憂無慮。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發生了一件很不尋常的事。事情來得突然，時間也很短暫，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極大震動。

在一個漫天飛雪、人鳥寂靜的上午，孫中山先生突然造訪醇王府。一位革命領袖訪問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權勢人物，這在當時多么令人不可思議。然而，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孫中山竟然對被人斥為窩囊廢、書呆子的庸碌王爺夸贊表揚了一番。他認為載灃在辛亥革命中辭去攝政王，是愛國的，有政治遠見的行為;載灃能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擺在前頭，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邊，是難能可貴的。他又表示，深知載灃從戊戌政變中就看透了袁世凱，本來要決心除掉袁賊，只是因局勢演變復雜，掣肘限制太多，力難從心。并且孫中山對載灃在“遜位”后態度冷靜，不問政治，不參加復辟活動，予以充分肯定。孫中山先生訪問載灃之事，不僅使載灃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還留下一張富有歷史意義的照片，照片后有孫中山的親筆題字：“醇親王惠存，孫文贈。” 在分手之時，兩人本約好下一次載灃回訪孫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個多月以后，傳來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載灃將那張珍貴的合影照片供在書房里，圍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燭，虔誠地禱念早逝的一代偉人……此后，載灃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在王府貽養天年。新中國成立后，于 1952年安詳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作為權傾一時的末代王爺，載灃的一生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幸運的是他年少就承襲醇親王爵，一路官運亨通，20歲就監國攝政，又貴為宣統帝之生父，可謂是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風雨飄零、激烈動蕩的滿清末年，在執政的三年里，他多災多難。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難的時期。滿清皇族中很多人認為他庸碌無能，只是一個窩囊書生，毫無政治才能，不配做攝政王，大清的江山斷送在他們兄弟父子手中。這過于偏頗。“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臺的歷史責任，非載灃一人能承擔。面對清皇室氣數已盡、回天乏術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資質甚佳、政治經驗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難力挽狂瀾，更別說從政歷練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載灃。在晚清這種急劇嬗變的復雜環境中，載灃雖不能挽救清廷倒臺的命運，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勢，較識時務。他辭去攝政王之職，從此不再過問政治，不參與遺老遺少的復辟活動。他所追求的是一世無憂、恬靜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難怪他在解除攝政監國職務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臉輕松地對福晉瓜爾佳氏說：“從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為從此后，他可不再憂慮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權貴的挾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無病無災，比起他的胞兄光緒帝載湉及其子宣統帝溥儀來說，或許可以算是幸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