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寵惠是近代中國為數不多具有世界影響的法學大家之一，他是北京政府第一任司法總長，中國第一位國際法庭法官，南京政府第一任司法院院長，素有“民國第一法學家”之譽。

留學歐美 研習法學

王寵惠祖籍廣東東莞，1881年出生于香港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在香港“道濟會堂”當牧師，當時孫中山先生正在香港習醫，常來找王父談心，王寵惠其時不足10歲，不知世事，也聽不懂父親與孫中山談些什么，只是看見孫中山口講指畫，言論風采與眾不同。

王寵惠幼時在港讀書，1895年盛宣懷在天津創辦北洋大學堂，赴香港招生，王寵惠應試得中，北上就學。1900年，王以法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由直隸總督裕祿頒發文憑——據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張正式大學文憑。

1902年，王寵惠赴美讀書，初入加利福尼亞大學，不久又轉入耶魯大學，一年后即獲耶魯大學法學碩士，并擔任了美國律師公會學報編輯。當王寵惠在美接受碩士學位時，梁啟超先生正在美國，他在《新大陸游記》中專門記述了此事：“耶魯為美國最著名大學，吾國學生也有三人在焉，皆北洋大學公費生(即王寵惠、陳錦濤、張煜全三人)今年夏季卒業，其法律科王君寵惠裒然為舉首，受卒業證書，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人致答詞，實祖國第一名譽也。”王寵惠此后繼續在耶魯求學，1905年獲法學博士學位，旋赴歐洲，研究民法和國際法。

20世紀初期，歐美各國都強調“黃禍”來臨，美國甚至有人發出“決不能讓中國工業化，以免影響美國工業制品的東銷”，對于孫中山所倡導的中國革命也有很多誤解。在這種背景下，許多有識之士都建議孫中山撰文說明中國革命之意義并駁斥“黃禍”之說。當時正在耶魯攻讀博士學位的王寵惠與孫中山一道起草了《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第一次向美國人說明了中國革命問題的真相和實行革命的必要。

1905年，孫中山赴歐洲宣傳革命，王寵惠正在柏林留學，特往謁見。孫中山囑之兩事：為革命籌款;介紹留學生加入同盟會。王寵惠答應了孫的囑托。

八次出任司法機關首長

1911年9月，王寵惠自歐回國，不久武昌起義爆發，王寵惠旋赴上海，擔任滬軍都督陳其美顧問。南京光復后，各省代表在南京開會，會議推舉剛剛回國的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受大會委派，王寵惠與湯爾和攜證書至上海面陳中山先生，并迎接先生赴南京就任。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正式出任臨時大總統，王寵惠被任命為外交總長。王寵惠以自己年紀小資歷淺為由力辭，孫中山安慰他說：“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也。”在孫中山勸說下，王寵惠就任外交總長一職，這時他剛剛31歲。

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后，王寵惠應邀擔任了北京政府唐紹儀內閣司法總長。此后十余年，隨著時局的變換，王寵惠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中國鐵路總公司顧問、大理院(最高法院)院長和國務總理等一系列要職。1927年9月，王寵惠擔任了國民政府司法部部長，北伐成功后，國民政府設立了行政、司法、立法、考試、監察五院，王寵惠被任命為第一任司法院院長。

民國期間，王寵惠幾乎一直都身居高位，不算其他職務，僅在司法部門任職就長達二十余年之久，可以算是民國司法的象征性人物。王氏在北京政府時期曾先后擔任五任內閣的司法總長，國民政府成立后又是第一任司法部長和第一任司法院院長，行憲后再任司法院院長。如此算來，王寵惠先后共計八次出任民國司法機關負責人，正如有人所言，民國各時期“法規、規章、楷模范式，皆須草創牽建，擘劃定制，凡此，悉為王氏啟其端緒，奠其丕基”。

參加開羅會議 捍衛國家主權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國在埃及開羅舉行高峰會議，商討對日作戰及戰后事宜的處理。當時王寵惠已從外交部長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隨同蔣介石夫婦參加了這次會議。

中國政府對開羅會議極為重視，為參加會議作了充分準備。王寵惠主持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擬訂了《戰時軍事合作方案》、《戰時政治合作方案》和《戰后中美經濟合作方案》等三種出席開羅會議的具體方案。

11月18日，王寵惠等人陪同蔣介石、宋美齡從重慶分乘兩架飛機赴開羅，21日上午抵達開羅培因機場，下榻于開羅西南十五公里尼羅河西岸的一家飯店，王寵惠與蔣介石夫婦同住一號別墅，以便及時協商和聯絡。

11月23日，開羅會議第一次正式會議召開。晚七時半，蔣介石、宋美齡赴羅斯福總統晚宴，并將《關于設立四國機構或聯合國機構問題》、《關于過渡期間國際安全問題》、《關于德國投降問題》、《關于遠東之問題》等四項政治提案交與美方，蔣介石與羅斯福達成了若干共識。會晤后，羅斯福總統命令美方人員依據雙方討論的內容起草會議公報。

11月24日下午，羅斯福總統的特別助理和顧問霍布金斯攜公報草案與王寵惠商談，王寵惠也把中方議案的英文稿交給了霍布金斯，當晚王寵惠把美方起草的會議公報草案譯成中文。王寵惠認為美方起草的會議公報草案體現了雙方磋商精神，內容與中方的各項要求基本吻合。但他也發現了一處錯誤，美方將澎湖列島誤寫成小笠原島，王寵惠馬上將此反饋給霍布金斯，美方同意將小笠原島更正為澎湖列島。

隨后，中美英三國幕僚正式開會商討會議宣言事宜，英國代表認為初稿中對日本其他占領地區均未說明歸還何國，而唯獨說明滿洲、臺灣和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這樣似乎不太一致，應將“滿洲臺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修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王寵惠當即表示反對，美國代表也支持王寵惠意見，建議維持原案應歸還中國之詞句，最后討論結果按照中美意見維持原提案。

在王寵惠據理力爭下，公報內容基本上按照中美雙方事前的擬訂方案定稿，為戰后臺灣、澎湖列島等領土回歸祖國懷抱提供了堅實的法理依據，而關于朝鮮在戰后獨立的規定，則體現了中國對亞洲弱小民族的關心和支持。所有這些重要成果的取得，王寵惠功不可沒。

王寵惠一生對中國法學建設貢獻甚偉，1958年 3月15日，王寵惠在臺病逝，安葬在靜謐的東吳大學校園，墓碑“司法院院長王公寵惠之墓”為蔣介石親筆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