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帝制中國最后一個漢人政權，崇禎皇帝是這個政權最后一位君主，是他將大明王朝送進了歷史，結束了朱明王朝兩百多年的統治。

奇怪的是，一個將江山弄丟的亡國之君，在過往三百七十年間很少受到指責。不論是明朝遺老，還是新朝統治者;也不論是新史學，還是舊史學;人們對崇禎帝抱有普遍同情，以為明朝之所以亡國，并不是崇禎的錯。

善良是人的天性。人們對崇禎亡國抱有同情，主要是因為他在最后時刻壯烈殉國，而且留下了感人的遺書：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帝以死報國，其情其景，令人感動。不過，崇禎帝將所有責任推給“眾愛卿”，其反省、道歉顯然并不那么真誠。即便崇禎帝的檢討發自內心，然歷史主義回望顯然問題多多。只是他的死太悲壯了，并不是所有末代君主都能做到，因而崇禎雖是亡國之君，但人們總是想方設法為其開脫。1940年代，傅增湘為崇禎帝新寫的碑文說：

迄于思宗，運丁陽九，毅然舍身殉國，且遺書為萬民請命，其悲壯之懷，淪浹于人人心腑者，歷千齡萬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概英風，未嘗隨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故后世所宜崇敬者也。況碧血遺痕，長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寧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揚修烈也乎？

崇禎帝舍身殉國，不忘百姓，其悲壯之懷歷千古而彌新。但從明亡反思，崇禎帝難道真的沒有責任？

責任肯定是有的。“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出于大清帝國長治久安的考量，很不贊同明亡之后政治家、歷史學家對崇禎帝的評價，以為崇禎帝以死報國固然悲壯，但并不值得效法。一個偉大的君主不是自殺，而是要憑借自己的智慧讓帝國千秋萬代傳承下去。崇禎帝悲壯地死了，并不能置換其應負的責任。

乾隆帝認為，故有善守之主，必無敗亡之理。既然將一個帝國折騰沒有了，帝國第一責任人必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崇禎帝在臨死前將明帝國衰敗、滅亡的責任全部推給臣子，僅此事實就足以說明崇禎帝的糊涂、顢頇、不負責任。

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乾隆帝對崇禎朝的歷史有很深入的分析。根據乾隆的看法，崇禎接班確實面對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爛攤子，他的父皇明光宗繼位不足一個月便在紅丸案中暴斃;他的哥哥明熹宗匆忙繼位后依然無法改變萬歷末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宦官專權，大明王朝改為魏忠賢“魏姓王朝”只是時間問題。

魏忠賢的問題是先前幾十年慢慢積聚起來的，是明朝強力機構東廠特務機關掌握了王朝的命運，他們的權力已經大到可以決定誰當皇帝的程度。崇禎帝之所以順利接班除了他哥哥臨終授權獲取合法性，還因為崇禎帝是一個謹慎、多疑，處處小心的人。

崇禎帝僥幸掌控了權力，不管出于自身利益，還是王朝安危的考量，都必須著手對付魏忠賢這只大老虎，崇禎帝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乾隆帝對此有認同，也有批評：

莊烈(崇禎)承天啟廢弛之后力為整頓，尚有志于明作有為，但其燭理不明，加以多疑偏執，往往于瑣屑處委屈推尋小過，或偶見搜求，巨惡轉任其蒙蔽。所以，賢奸雜進，刑賞乖方，暮改朝更，迄無定見。受其病不在精察之有余，而在英斷之不足。

揆諸史實，魏忠賢逆案爆發后，首輔韓爌建議不要擴大牽連，以免樹敵過多，應該就事論事，殺一儆百，集中精力糾正先前弊政，團結朝野往前看。然崇禎對韓爌建議不以為然，無限度清查不僅引起官場恐慌，而且錯過了改革機會。

魏忠賢主持東廠，就是利用國家機器強力維穩，橫征暴斂。崇禎如果弄清歷史走向，就應在即位后，迅即調整政策，減免先前不該征收的苛捐雜稅，給老百姓留下一條活路;不要急于進行驛站改革，讓那么多體制中的邊緣人看不到希望;更不該交叉使用攘外以安內、安內以攘外，用遼東危機應對內部危機，用內部危機應對遼東危機。

在乾隆帝看來，崇禎帝事必躬親，大權獨攬，總是抱怨朝中無可用之臣，“崇禎十七年，更相五十”，其實是自己剛愎自用，看不到別人的長處，以無以倫比的君主威權修改了帝國運行規則，使明帝國陷入較魏忠賢時更深的困境。

崇禎帝的運氣確實太差了。上臺伊始，無一年風平浪靜、五谷豐登，十幾年大旱、大水、蝗蟲交替發生，這都沒有引起崇禎足夠警惕。他按照自己的政治日程表行事。清洗魏忠賢的勢力，并不意味著廢除東廠干政，而是用自己的特務換下魏忠賢的特務。

在乾隆看來，崇禎用人嚴重不當，最信任的內閣大學士溫體仁面對全國性流寇動蕩，竟漫不經心以為小事一樁、疥癬一塊。乾隆說，崇禎帝最后將亡國的責任推給群臣，推給溫體仁，但“亡國之君，各賢其臣，于體仁又何責焉？”那么多文臣武將不用，十七年換了五十相，竟讓溫體仁獨占八年，巍然不動。這究竟是大臣的錯，還是崇禎的錯？

乾隆帝或許也有不少失誤，但其對崇禎帝的拷問，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