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法國政府批準九國公約，中國召開關稅特別會議的障礙至此得以解除。此前中國的關稅是簽訂辛丑條約時所定，稅率為值百抽五，這么低的稅率不僅史無前例，而且為世界各國所未有，本身就帶有如庚子賠款一樣的侮辱和懲罰性質。

中國參加一戰并成為戰勝國后，中方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了關稅自主問題，理由是戰敗國尚無協定關稅特例，中國是戰勝國，更不應受此約束。各國代表無詞可駁，于是決定在九國公約收效后，中國可召集各國來參加關稅特別會議。

關稅會議在國內贏來的多為叫好聲和掌聲，段祺瑞本人更把召開關稅會議作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筆，始終全力以赴。在關稅會議籌備期間，有一天段祺瑞在和幕僚曾毓雋談及一些有關會議的主要問題時，曾毓雋不無憂慮地說道：“關稅會議各國未必能順利通過，即使如愿以償，內部糾紛勢必甚于今日。”

段祺瑞甚為驚訝，立刻問他：“何以見得？”

討論自主關稅，必然涉及到近代中國一個很特殊的稅收制度，即厘金制度。厘金最早產生于清末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當時是為籌集兵餉所臨時設置，后來便成了一種新稅種。這是一種非常雜亂，無法度可守的稅制，而且從清末開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為地方所自由處置，被認為是地方擅專和割據的經濟基礎。

各國要求中國將裁撤厘金與海關加稅同時進行，即“裁厘加稅”。曾毓雋所提到的“內部糾紛”就跟裁撤厘金有關，他對段祺瑞說：“大家一向所爭的是地盤，不完全集矢于中央，一旦決定裁厘加稅，各地在爭權奪利時，勢必把矛頭全部集中在老總一人身上。”段祺瑞聽了毫不猶豫地答道：“我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內部糾紛可由內部解決。”

段祺瑞對關稅會議寄予了無限期望，他認為開幕式關系到國家主權和財政稅收，因此決定親自出席，以示重視。為了聽取各國代表的發言內容，他需要配備一個會多國語言的翻譯。這種人才在國內非常稀缺，段祺瑞想到了被喻為“清末怪杰”的辜鴻銘，就讓曾毓雋的叔父、時任執政府外交次長的曾宗鑒出面邀請。

曾宗鑒是辜鴻銘的學生。他認為由自己突然邀請老師擔任翻譯不夠禮貌，還不如讓曾毓雋代為約請。曾毓雋是辜鴻銘的小輩，但與辜鴻銘卻是忘年交，朋友說話反而比師生更好措辭。他也因此向段祺瑞建議：“約他（指辜鴻銘）參加關稅會議不難，不過最好給以高等顧問的名義，每月饋贈數百元的車馬費。”

取得段祺瑞的同意后，曾毓雋第二天就前去拜訪辜鴻銘。見面之后，他首先代段致意，隨后拿出了高等顧問聘書和兩個月共一千元的車馬費。辜鴻銘為人非常機敏，不待曾毓雋開口說明來意和要求，就說：“段執政想利用我當關稅會議場中的喉舌吧？”

在得到曾毓雋的確認后，辜鴻銘答應得非常爽快：“關稅會議關系到國家主權問題，這是我義不容辭的，到時我一定參加。”

1925年10月26日，關稅特別會議在中南海居仁堂如期召開。除九國公約的參與國外，美國還介紹了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加入，從而由九國變成了十二國。段祺瑞親自出席開幕式并致開幕詞，辜鴻銘也隨段祺瑞出現于會場。他身著長袍，套上大袖口的馬褂，腦后拖一根辮子，神態怡然，隨聽隨記隨譯，舉止格外拉風，引起了會場上中外人士的一致注目。

開會第一天，中國政府即按普通品至奢侈品的不同規格，提出要加征值百抽五至值百抽三十的臨時附加稅。各國代表對中國的開價如此之高表示驚訝，認為已經超過九國公約的范圍。經過談判，中外商定在裁厘未實現之前，先設一個為期三年的過渡期，在此過渡期內，關稅依照九國公約，對進口商店一律按普通品值百抽二點五，奢侈品值百抽五的辦法征收附加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