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威夷大學漢密爾頓圖書館中文書庫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本薄薄的藍皮書，封面上印著《馮在南京》。這個書名有點奇怪，但“馮玉祥”三個字還是猛然從腦中閃出，于是立即翻閱。果然，從目錄內(nèi)容上來看確是有關(guān)馮玉祥的。封底標明乃是民國23年由政治研究社出版，作者曹弘忻在尾聲聲明：該書作于民國18年暑期，“我以我的名譽作保證，我的記述，那是確實的，沒有半點不切事實的地方。關(guān)于馮煥章先生的言行，材料的來源，是十分可靠的”，作者以人格為擔保的聲明，著實吸引了我，于是將其借回讀完。書中記述了自1928年10月馮玉祥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后幾個月時間的奇聞趣事，其中雖不乏為大家所熟知者，但其生動與全面卻是我過去沒有注意到的。其記述的馮玉祥言論十分契合李宗仁對其的評價：“口才伶俐，演說起來，幽默諷刺一時俱來，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聽者處于尷尬萬分的境地。所以馮氏實可說是一時的怪杰。”這本書的價值，并非只是它提供了展現(xiàn)馮玉祥的演講風格的史料，也利于我們更直觀地研究國民政府的政治生態(tài)，從中得到些微的啟示。

馮玉祥的“豬罵”

馮初到南京任職，在隆重的歡迎大會上，他毫無領(lǐng)情致謝的表示，卻把犀利批評的炸彈猛烈地扔向前來熱烈捧場的高官們，把黨政軍要害部門統(tǒng)統(tǒng)罵了一遍。

“諸位同志……當您在我未開口之先，您一定想：玉祥必有許多的甜蜜的話，恭維奉承的話，送給諸位。是的，我也想，對今天的主人，表明我所應(yīng)有的客氣與禮貌。但是，此刻，我把原來所想的話，說不出口來了。我覺得，我要是把那許多話說出來，那么我是太渺小了，太對不起諸位同志與我自己，并且對不起我們共同的事業(yè)。”

這種欲出還收的略有狡黠的口氣是典型的馮氏風格，接下來就是一番狂轟亂炸：

“我們應(yīng)當承認：中央黨部的同志們，近來走上腐化的路了……我應(yīng)當送給中央黨部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是否革命精神？下聯(lián)是：一桌子水果，半桌子點心，知否民間疾苦？橫批：官僚舊樣。同志們！我們應(yīng)當躬身自問：‘我們比北洋軍閥強嗎？我們沒有走上官僚的路嗎？這是我們要時時念著得呀！從今以后，我們要咬緊牙關(guān)，人家作六小時的工，我們同志的黨員，便要作十小時;人家有八小時的休息，我們只要五小時。革命原是為大多數(shù)的，原是作犧牲的。黨員絕不是特權(quán)階級呀。如果人家作十小時的事，我們卻作不了六小時，那么別人來革我們的命罷！’”

批罷中央黨部，又批國民政府對待貪污的姑息放縱：

“中央對于這種事情，絕無辦法。對于這種事情始終是以姑息處之……你們不要想，我們不予以懲罰，社會上便不知道這些壞事。那才真是欲蓋彌彰呵！”

關(guān)于軍隊，他批評得更是直觀形象：

“領(lǐng)餉多的，子彈足的，給養(yǎng)好的，多年都是在后方不打仗的。而一天只能喝小米稀飯的，沒槍只有四五粒子彈的，沒有人管給養(yǎng)的部隊，卻是在與敵人拼命。這，這是什么革命？這是什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辦法？”

在這樣的場合，又是以國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的身份，卻講出這樣大摑中樞官員們耳光的話來，實在令人驚詫。但馮玉祥似乎根本不在乎那些官員們的感受，依然照舊其嬉笑怒罵官府大員之能事。

最尖刻甚至有點粗鄙的話卻是最后的“豬罵”：

“國民政府門前，不知道是誰養(yǎng)的豬。每逢我一來，他就哼哼，他一哼哼，我就出一身冷汗！我想，他是在罵我！他罵得對，罵得應(yīng)該，——請想一想吧：豬所報答他主人的：豬毛，豬肉，豬皮，豬骨頭，豬蹄，豬牙，豬血，哪一樣兒不值錢？而他主人所給他的，不過一日兩糠而已;我們呢？我們不如豬。我們的主人把脂，膏，血，汗，都給了我們;我們未嘗把一分毫的利益與幸福給他們。豬還不能罵我們嗎？我們對得起那八百塊錢嗎？”

他的這番“豬論”惹得眾位委員無法再為自己加薪積極鼓吹了，此一議案于是擱淺。

天知道，國民政府的門前是否有這樣一頭豬，也許壓根就是馮玉祥豐富想象力的結(jié)果，但馮氏的農(nóng)民式的精明機智與政治理想可見一斑。

“特別花車”不是“革命特權(quán)”

1920年代的南京遠遠比不上上海的繁華熱鬧、摩登逍遙。于是，辛苦了一周的國府要員們，每每周末挈婦將雛去上海度假。此一行為在現(xiàn)代政治看來似乎是頗為人性和合理的，畢竟人是有休息權(quán)的。問題是，政府的交通部門必須要為他們準備專用的特別花車來接送他們。馮玉祥對此頗為不滿。他專門找到孫科，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我從良心上說：我真不知道，這些朋友們，每禮拜要去上海的意義與重要性，是什么！他們的職責不是都在南京嗎？為什么非要去上海不可呢？……為什么國府委員個人到上海租界逛逛，也要路局替他們預備所謂特別花車呢？”

而最為他所難過的是當時交通擁擠不堪，普通民眾連站票也難得一求，馮玉祥難過地敘述了自己一日在火車站的親身經(jīng)歷：

“我看見，我們那花錢買票的好國民，在車里的，簡直是完全粘在一起，像一車人肉餅子。可憐！他們只有動頭的份，身體，是完全不能移轉(zhuǎn)！……我看見一對老夫妻，穿得也很清潔的。先由老頭把老婆送上去。再由上去的老婆，用繩子把她孩兒系上去，一邊再由底下的老頭托著小孩，一點一點的往上送。當?shù)叵轮皇Ｏ滤约毫耍蓱z那白發(fā)的老先生呵！他剛剛把兩腳放在車窗上，預備往篷上去的時候，唉！一聲笛鳴，正是委員的特別花車掛鉤。可憐那老先生，手顫無力的，竟然被無情的車摔下來，仰臥在站臺的硬地上;還要受冷酷的路警手棒的幾擊。車篷上的老婆，看見老漢摔下，想望望他，幾乎也作了第二個不幸者。而小孩，因為驚嚇，早已大哭起來了。——于是，地上的嘟囔著，篷上的嚷著，小孩哭著，路警罵著;幾個找不到位置的乘客，圍著。……我們特別花車的委員們，在五彩燈光底下，而現(xiàn)鄙夷不屑的神氣，也在望著！”

也許受老馮這番聲情并茂的控訴所感動，孫科慨然同意與馮一起聯(lián)名提議取消特別花車，當然完全取消是不可能的，只是變通了一種方式：在普通列車上加掛三輛頭等客車。

這些言行發(fā)生在一生不嫖不賭不毒不貪的馮玉祥身上，一點不足為奇。但這在魚龍混雜的官場，尤其是缺乏嚴密紀律和嚴格政治操守的國民政府里，卻是驚世駭俗的。馮玉祥似乎是個官場憤青，頗有海瑞、包公的氣度。無奈這是在同整個體制作戰(zhàn)，不，是在同整個政治文化傳統(tǒng)作戰(zhàn)，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了。據(jù)他的部下講，時任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這樣說道馮：“沒有一個人能與老馮相處和合作的。”所以，他自己也始終在此環(huán)境里落落寡歡，郁悶不堪，加之派系爭權(quán)奪利，他不久自動離職逃走。

馮玉祥知曉民間疾苦，為人雖機智靈敏，然在世道日下、軍閥混戰(zhàn)的政治和社會生態(tài)下，出于中國樸素的民本主義、民生主義、傳統(tǒng)英雄主義的驅(qū)使，加之各種新穎的救國救民思潮的不斷侵染，使之沒有一般軍閥官僚的私生活腐化的弱點，且懷有為民請愿的傳統(tǒng)中國政治公德。其道德理想主義之重已到了“不僅我是圣人，大家都必須是圣人”的境地，實有超度一切的神圣責任感。如其僅為一介文人，自可任由使之。只是他是政治茶座中的重要成員，你不喝茶尚不可以，何況還不讓他人品味？更重要的是，政治現(xiàn)實主義使他這個精明的政治軍人不能不常常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有時也難免落下被人詬病的地方，甚至以為其是作秀。平心而論，他的有些道德主義的主張是在當時難以實行的，就是再過100年也難以完全實施。比如，軍隊為了正規(guī)化而實行下級面見上級必須敬禮的制度時，他也加以反對，以為這與行跪拜禮是一回事，這就有點苛刻了。說到底，他是沒有清楚平等與平均的政治含義。但這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中國的政治生活里必須要有這樣的人物，否則人們可能對這個體制就會絕望，正氣歌就沒有人演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