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鋮的《雙金榜》，完成于明崇禎九年(1636)至明崇禎十七年(1644)之間，地點為當涂曹履吉處，是阮大鋮傳奇中最長的一部。作者在《小序》稱：“此傳梗概，胎結久矣。一針未透，擱筆八年。偶過鐵心橋，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日填成。”

前前后后寫了八年，作品都無法遂愿，但又始終不能放下。突然某一刻靈感上來，兩十天的時間，即速完稿——這則傳奇，當不尋常，應該是恰如其分地吐出了阮大鋮的心思。

自崇禎元年(1628)罷官，二年(1629)入“逆案”，阮大鋮從此內心郁悒。在人生的低谷，阮大鋮雖無脫序行徑，但仍然不斷受到東林、復社人士的打擊，滿腹委屈又欲辯不能——“自表無罪，乞憐清流”，現實的道路，窈冥難行，《雙金榜》的主旨，不在這里，也當在這里。

《雙金榜》中，阮大鋮極盡文場喜劇，寫出官場之悲——

洛陽秀才皇甫敦，妻子亡故，遺下一子(詹孝標)過繼于鄰居詹彥道，自己則借居白馬寺讀書。元宵節這天，弘農郡太守汲嗣源請他宴飲賞燈。寒酸文人，好不容易遇上一樁好事，結果卻讓書生欲哭無淚：廣東海盜莫佽飛趁皇甫敦醉臥之機，偷去了他的衣物，又化裝成書生模樣，盜走了安撫使藍廷璋的珠寶、黃金。這位莫佽飛，鐵了心要與皇甫敦較上勁了，行竊之后，特意留下皇甫敦的衣物，并塞了一封黃金到皇甫敦的房中。

皇甫敦就此獲得了無妄之災，被流配廣東。在流放地，皇甫敦竟又遇上了莫佽飛。莫佽飛也算是良心不泯，后悔累及對方，多加庇護。后來皇甫敦入贅盧家，又生了一子皇甫孝緒，不料又被人告官，盧家懼怕，逃往他縣匿居，皇甫敦從此以教書為生。

十八年后，皇甫敦的兩個兒子同應科舉，分別中了狀元、探花。由于二子不明真相，加入黨爭，親兄弟間相互攻訐。鞭策自己，鞭打別人，阮大鋮的《雙金榜》在展示完這些重要情節后，決定享用孟婆湯調制的心靈雞湯：皇甫敦得以昭雪，二子冰釋，父子完聚。

夢想總是從做夢開始，窮困潦倒的皇甫敦，無非是想通過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但皇甫敦的個人奮斗，為盜賊和庸官所中止。在皇甫敦的命運中，盜賊與庸官起到了等同重要的作用，事出偶然，又事出必然，但均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劇作最終以皇甫敦兩地兒子高中榜首，使主人公否極泰來，這種大團圓的結局更是從另一個偶然的角度，道出了人生命運的無常。

《雙金榜》的象證意義，就在于阮大鋮以皇甫敦的無辜受害，來為自己被打入“欽定逆案”進行辯解。阮大鋮與東林黨人曾經激烈地相互攻擊，有如劇中同父異母又不相識的兄弟，彼此檢舉攻擊對方的父親，實乃自己親生父親，充滿手足相殘的意味——阮大鋮通過主人公皇甫敦之口，在結尾一曲唱道：“是非人我俱堪笑，忒地尋苦惱，何必更拔毛，是蟣虱褲中鬧，有一般作夢的還說這樣好。”

阮大鋮在《雙金榜》序中，稱自己創作這部作品是“一笑有悟”。他“笑”的是什么？又“悟”的是什么？《雙金榜》的種種索隱之說，吳梅之說對作品的理解別開生面。吳梅就認為：《雙金榜》“以東洛喻東林，以東粵喻東廠。入粵后屢言番鬼，鬼者魏也。佽飛竊珠，亦窺竊神器之意。”按照吳梅的理解，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實同皇甫敦的兩個兒子，是一根藤上的兩顆瓜，原本一根，卻“盲攻饋低”，形同水火，如同“蟣虱褲中鬧”，都不舒服又都無意義。

魯迅曾言：“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寫完“七年合算疏”，進入政治低谷的阮大鋮，以富有理性的目光審視社會政治生活現象，以藝術的形式對人生命運繼續思考。《雙金榜》使用的道具和關目，是一對家傳碧玉蝴蝶，隱喻的則是黨爭酷烈，最終卻是一場幻夢。幻夢映照現實，現實歸于幻夢，從而創作出富有悲劇色彩的喜劇。《雙金榜》小序又云：“平生下水船撐駕熟爛，此不足言。要其大意，于以見坎止蜃樓，冤親圓相，眾生之照，心失而無明起也。盲攻聵詆，大約蚩蚩焉，如皇甫氏之父子弟兄爾。” 這里，同樣可以看出阮大鋮的創作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