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后自述變節的問題，這個話題在太平天國史學界爭論很久了，一直是各執一說、互論短長。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認李秀成沒有出現陳玉成、洪仁玕那樣的大義凜然、不屈而死的場面。當然，我們不能簡單的憑借一個不屈而死來看作是英勇的唯一佐證。

可是，作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并對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氣節是政治家必備的條件，否則，臨危茍難豈不和政客無異？說到自述，李秀成洋洋萬言除了對天國失誤的總結和自己經歷的懺悔以外，就是對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談收齊章程的要點。如果說這是一個韜晦的話，那么，什么是韜晦？韜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實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為天平天國最高宗教領袖和號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讓城別走的能夠實現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為主體，后來新捻軍首領賴文光不就是以恢復天國為口號的嗎？然而，今昔異勢，老天王已經不在了，而洪天貴福下落不明，單獨的恢復天國已經是基本是畫餅。于是，就出來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維的假說，好吧，我們就試著按照這一思路來看一下吧。

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當年三國姜維之于鐘會的韜晦策略的演習，鐘會為什么會和姜維結成政治同盟？因為鐘會沒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維是西蜀的人望，曹魏滅亡蜀漢，不存在比較大的正統與非正統的界定，至少界定范圍很寬。然而，曾國藩呢？曾國藩確實在得意忘形的情況下說過：長江兩岸無一處不張鄙人的旗幟。假如他易幟于南京，他可能會借助于李秀成去招撫他的舊部，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一點，李鴻章在蘇州殺降，曾國藩始終不報惡感，可見曾李在使用降將問題上主要論點是合而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這個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暫時得全，但想成為曾國藩的政治同盟者豈可得乎？曾國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統觀念的衛道士，他們就算是與滿清為敵，也不會同他們心目中的反賊化友的。何況，太平天國在那時候中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還有其他的好感嗎？曾國藩會大張旗鼓的利用李秀成為他壯大聲勢嗎？那么他是想壯大力量還是想渙散隊伍呢？改朝換代的君王，寧不慮此？說的通俗一點，李秀成雖然有利用價值，但是沒有一點政治價值！這就是他不可能成為姜維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

其次還有一個軍心問題。司馬昭為什么看透鐘會無能為也？因為他知道大戰之后，人心思歸的道理。曾國藩在克復南京以后，手中直接掌握部眾達十萬人之多，是滿清開國以來不要說是漢人領兵就是滿洲貴州統軍也不能望其項背的，但是，這支部隊在南京燒殺之后已經不再是百戰之余的猛士了，而是急于衣錦還鄉的匹夫了，如果曾國藩利用他們的剩余價值去平定內亂也許還有一點強弩之末，但是要作為動亂的本錢，可能就是走向滅亡的開始。古往今來，名不正則言不順。熟讀南北朝歷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親信謝晦在反叛時面對他旌旗招展、精銳無比的荊州軍說出了這番話：恨只恨不是勤王之師啊。假如曾國藩造反，他在石頭城上的感一定不會比這位先輩更離奇。

此外我們經常說曾國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這是不必否認的，曾國藩意欲獨步天下的野心是從來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個形勢的對比，曾國藩適時雖然門生故里甲于天下，督撫十有其八出于湘系，但是，那是大家還在一條船上的時候，假如曾國藩敢于揭竿而起的話，我還是那句老話，第一批討逆的先鋒中一定有李鴻章的身影，因為就是避免連坐也是要來的，一旦形勢變化不利于曾國藩的話，第一個殺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當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當初，李鴻章的愛將劉銘傳回憶，彭玉麟把類似勸進的書信轉交給曾國藩之時，曾國藩將它活吞，說：雪琴如此試我，其心可誅。后面四個字自然是虛妄的。此段是李鴻章說給劉銘傳的，想來應該可靠。以曹操那樣的條件都拒絕行非常之事，曾國藩是大傻子嗎？曾國藩的條件比曹操、朱元璋還要好嗎？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邊有荀彧、徐達嗎？曾國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齡去做劉秀三十歲做的事情，我們覺得有可能嗎？至于說到保存書稿我以為作為歷史的另類見證的涵義可能比關門做皇帝的意淫心理來得實際吧。

成王敗寇的歷史觀影響著我們的歷史視覺，歷史著述者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對此加以論述，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歷史事實加以避重就輕，無可厚非。隨后的政治家以本人本黨的政治理念加以評價，就頗有偏差。李秀成是天國后期的立柱，但面臨天國危機，曾力諫天王，望棄守天京，轉戰江西，以圖東山再起。但大勢已去，天國腐敗弊政積重難返，天朝的治國思想拜上帝教只不過是煽動群眾的美好理想，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認同自己的天國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盡臣子的責任，為百姓士兵著想，減少無辜傷亡。當自己的意見未被采納時，仍選擇堅守天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抱必死殉國之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