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一流傳千年的名句就是出自高適的《別董大》一詩。高適，字達夫、仲武，唐朝景縣(今河北省衡水)人。他被后人譽為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與岑參并稱為“高岑”。其詩筆力雄健，氣勢奔放，洋溢著盛唐時期所特有的奮發進取、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今開封禹王臺五賢祠就是專為高適、李白、杜甫、何景明、李夢陽而建。后人又把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合稱為“邊塞四詩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被后世推崇的大詩人，曾經是一個滿腹牢騷的“憤青”，到了晚年卻蛻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官僚。那么，高適究竟緣何會從一個“憤青”詩人，蛻變成為一個明哲保身的官僚的呢？

高適所處的時代正是大唐王朝最光輝燦爛的時代，但他本人也許沒有感覺到。因為他出生時，他的家族已經走向衰落，從祖上做大官，淪落到他這一輩要靠躬耕田壟過活的地步，可高適卻不愿意從事自力更生的活計。史書記載：高適“少落魄，不治生事。”卻愛交友游歷，總以建功立業自期。他曾自負地寫道：“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二十歲時，他帶著無限期望來到長安求取功名。誰知夢想很快就破滅了，他發現自己是典型的弱勢群體。于是，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高適北上薊門，漫游燕趙，想在邊塞尋求立功，以求仕進，但仍然沒有找到出路。此后，他在梁、宋一帶過了十幾年“混跡漁樵”，飽一餐饑一餐，甚至四處乞食的貧困流浪生活。就在這一時期中的天寶三、四年間，高適遇到了名滿天下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詩仙李白以及正與李白同游的杜甫，他們在齊趙一帶飲酒游獵，懷古賦詩，又曾到汴州漫游。這幾個男人感情至深，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攜手同日行”的程度，親密關系若同今日之男基友。

與朋友同飲同游盡管很愜意。但是，長期不如意的下層生活經歷，讓高適看什么都不順眼，看什么都有情緒，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憤青”。和李白、杜甫一樣，他寫了大量抨擊時弊的詩歌。哀民生之艱難，嘆權貴之淫逸，感慨自己之懷才不遇，痛罵政要之有眼無珠……在李白的影響下，高適那些充滿牢騷的作品很快吸引了讀者的眼球，他的很多詩篇被廣為傳誦。《舊唐書》記載：“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高適的名氣大了起來。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親密無間好朋友終于要分道揚鏢了。李白繼續他的浪跡天涯，杜甫繼續他的家庭生活，高適則重又開始了他的仕途奔波。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年近五十的高適，詩才被睢陽太守張九皋看中，經舉薦，中“有道科”，不久被朝廷委任為封丘縣尉。這個縣尉相當于如今的縣公安局長，官職雖小，也算躋身于官僚行列了。在這個位置上，高適徹底顯露出了他的“憤青”本色。他無法忍受迎來送往的日子。做了將近三年縣尉后，高適于天寶十一年掛冠而去了。臨走時他留下一首著名的詩：“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盡付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日遲回。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這首詩讓高適的“老憤青”形象躍然紙上。后人都認為他是因不忍“鞭撻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長”而辭官的。這也是高適作為“憤青”形象的最后一次表演。

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五十四的高適毅然西行，投奔當時名氣如日中天的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有一首詩是這樣稱贊哥舒翰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翰就是大唐王朝拱衛西北邊陲的長城。這一次選擇沒錯，高適被哥舒翰任命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這是一個重要幕僚的職位，這也是高適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他的仕途遂順，而創作則漸稀。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時，高適輔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陷后，高適抓住時機，抄小路晝夜兼程追趕正在向西逃難的唐玄宗，并在河池當面向唐玄宗陳述敗亡的前因后果。在朝野一片混亂的非常時期，高適的勇敢與冷靜得到唐玄宗的關注和賞識。將他突擊提拔為侍御史，隨即又升為諫議大夫。當唐玄宗準備分兵，以諸王分鎮的形式改變戰局時，高適看出了這一策略存在內亂的隱患，他直言極諫，認為不可行。諫言雖然沒有改變唐玄宗的旨意，卻吸引了太子李享也就是后來的唐肅宗的目光。不久，分鎮江淮的永王李璘果然起兵，準備割據。唐肅宗立召高適問策，他奏對稱旨，斷言永王必敗。隨即，他被擢升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高適又一次抓住了時機，不僅升了官，還贏得了“義而知變”的聲譽。

與此同時，李白受到永王李璘的邀請，進入幕府，正在高談闊論，自詡東晉謝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靖胡沙。”至此，從前在一起浪游的親密兄弟，終于成了兩個敵對陣營的冤家對頭。

李璘是典型的銀樣蠟槍頭，在唐肅宗部隊的凌厲攻勢下，永王李璘的隊伍迅速土崩瓦解。在平定永王的戰斗中，高適表現神勇，終因有功而官運亨通;但從前的好兄弟、好老師、好朋友李白卻因“從逆”而鋃鐺入獄，成為“世人皆欲殺”(杜甫語)的人物。

關鍵時刻，李白曾寫詩給當高官的老朋友，想請求高適相救出獄。天真的李白認為高適曾是自己的密友，一定會施以援手。殊不料明哲保身的高適對李白的請求，不置一詞，不予援手，他此時考慮的是如何與政敵劃清界限。因為，此時的高適已由一個“憤青”詩人蛻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油滑官僚了。

好在左仆射兼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子儀(曾受過李白的幫助)，不忘舊情，以解職相脅，為李白贖罪。一個無知的罪犯、天才的詩人因此得以解救，李白終于被“長流夜郎”了。

之后，“政治正確”的高適成了新貴，他曾任淮南節度使。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后又升任劍南節度使等職。回京后，官至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世稱“高常侍”。此時，早年的“憤青”已沒有了憤怒，只剩下一副明哲保身的官僚軀殼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高適卒，終年六十五歲。

《舊唐書·高適列傳》記載：“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因此，高適格外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飛黃騰達，而對落難的老朋友李白不理不睬也就不足為奇了。文人一旦富貴，便無足觀。這幾乎成了一個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