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民國總統(tǒng)后，徐世昌竟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準”，才肯辦理民國大小事宜，成為當時的笑柄。那么，徐世昌為什么這么做呢？無非是為了示好前清遺好，獲得支持，這種兩面討好的性格也為時人詬病。

但是，徐世昌晚年拒絕做漢奸，堅持了民族氣節(jié)！

中華民國的文治總統(tǒng)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濤齋，晚號水竹村人、石門山人、東海居士。直隸（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衛(wèi)輝府（今衛(wèi)輝市）府城曹營街寓所。

徐世昌早年中舉人，后中進士。自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就為袁世凱的謀士，并為盟友，一文一武，互為同道；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軍機大臣。徐世昌深謀遠慮，頗得袁世凱的器重；但他又能與袁世凱保持距離，進退有度，在袁世凱稱帝時以沉默遠離之。民國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恢復民國年號，起用他為國務卿 。民國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國會選為民國大總統(tǒng) 。他“偃武修文”，下令對南方停戰(zhàn)，次年召開“議和會議” 。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通電辭職，退隱天津租界以書畫自娛。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歲，先寄葬于天津桃園村原英國公墓，后同夫人一起歸葬于河南省輝縣市百泉鎮(zhèn)蘇門山下。6月8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徐世昌下褒獎令，以頌揚其愛國忠心 。徐世昌國學功底深厚，不但著書立言，而且研習書法，安陽袁林的墓碑“大總統(tǒng)袁公世凱之墓”九個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筆。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門山臨圖帖》等。一生編書、刻書30余種，如《清儒學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稱為“文治總統(tǒng)”。

當上了總統(tǒng)，為啥還要輕視清朝遜位皇帝

民國六年（1916年），袁世凱一死，徐世昌見國事難為，隱居水竹村。此后曾應黎元洪、段祺瑞之請，調(diào)解過“府院之爭”。民國六年（1917年）6月，張勛復辟時，保皇派康有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動心，因他對北洋紛爭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復辟后掌握實權(quán)，干一番事業(yè)。后獲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難而退，力勸張勛解除武裝，恢復共和，并保證其身家安全。同時他還竭力為溥儀卸罪，繼續(xù)保全清室，或許為了還掉“人情債”吧，但卻受到時人譴責。

民國七年（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tǒng)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tǒng)。

徐世昌居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準”，徐世昌此舉意圖前清遺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譏諷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適得其反；兩面討好，弄不好兩面得罪。徐世昌當總統(tǒng)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jié)束內(nèi)戰(zhàn)，為此使出渾身解救，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民國十一年（1922年）終于暴發(fā)了直奉大戰(zhàn)。得勝的直系并不感謝徐世昌“一邊倒”的支持，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舍地離開總統(tǒng)府，遷居英租界，既結(jié)束了他五年的總統(tǒng)生涯，也從此結(jié)束了他從政40余年的歷程。

徐世昌晚年

拒絕做漢奸！

徐世昌到天津過起了寓公生活。

他出身翰林，博學多才，文章詩詞書畫皆精，傳統(tǒng)文化造諧很深。退隱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設立“徐東海編書處”，歷時年，編《清儒學案》208卷，并創(chuàng)作詩詞5000余首，楹聯(lián)一萬余對，多為質(zhì)量上乘之作。如不從政，成為國學大師，或書畫名家，當無問題。

自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徐世昌開始關(guān)心政治，靜觀時局的發(fā)展。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過80歲大壽。早在1930年，他就親筆寫了幾百幅對聯(lián)，準備屆時贈送來賓。壽辰前幾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張筵席。當日，從早到晚，賀賓盈門，絡繹不絕，大多為北洋軍閥及舊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還有清朝遺老、貴胄以及以“中國通”而聞名的美國人福開森等數(shù)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不請自到的南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華北黨務的方覺慧了，他的到來讓徐世昌格外緊張和警覺。席間，徐家人特為方覺慧敬酒，并送他對聯(lián)、條幅等，以表謝意。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徐世昌非常關(guān)注，為及時了解事件的發(fā)展，每天都讓侄女給他讀報，并對外聲明了自己立場：“中國只有團結(jié)抗戰(zhàn)，才能救亡。”當聽說蔣介石已接受了張學良的八項主張，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對外后，徐世昌不無憂慮地說：“縱然有些諾言，也許是權(quán)宜之計，過后未必就能算數(shù)。”蔣介石后來的所作所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對日寇一貫深惡痛絕，曾在華盛頓會議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對東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擔任東三省總督時就已領(lǐng)悟很深，為此他曾進行全力抵制和反對，收回了部分主權(quán)。而今日寇又卷土重來，吞并東三省之后，成立偽滿洲國，進而發(fā)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后，天津淪陷于日寇之手。作為政治家，徐世昌雖然寓居津門，但對亡國滅種的局面也是憂心忡忡。他一再對身邊的人或者來訪的人說：“大敵當前，國內(nèi)應團結(jié)協(xié)作，一致對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約見徐世昌，仍遭到拒絕。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門生，任職于偽滿洲國，他們秉承溥儀意旨規(guī)勸徐世昌：“老師千萬別喪失良機，出任華北首領(lǐng)，這是為了老師的晚節(jié)。”徐世昌聞言憤然大罵，然后推辭。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趨嚴重，當時曾從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請來泌尿科專家謝元甫來津診治。謝元甫檢查后說，必須做手術(shù)，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療，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沒有答應。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歲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歸葬輝縣，未修墓，僅豎一塊“水竹邨人之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