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先秦諸子中不可多得的農民思想家，其理論之深湛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更擴及邏輯哲學。其言語常由小及大，連類比譬，逐層推理，蘊含著卓然不群的辯論藝術。具體地說，他將辯難論說的手段列為七種，分別叫作：或、假、效、辟、侔、援、推。

“或、假、效”常被用來防備守衛(wèi)，故又稱“戍言三范”。

《墨經》中這樣解釋“或、假、效”三種邏輯哲學：“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

即：“或”是表示一類事物中僅有一部分是如此，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假”是表示思想上的假定，并非表示現實就是這樣。“效”是為辯論提供標準的規(guī)范和底線，以免漫無目的、失去道義。

白馬是馬，乘白馬是乘馬。獲是人，愛獲是愛人。臧是人，愛臧是愛人。這是屬于“是而然”(前提肯定，結論也肯定)的情況。

獲的父母是人，獲事奉她的父母不能簡單說成“事奉人”(指作別人的奴仆)。她的妹妹是美人，她愛妹妹更不能說是“愛美人”。車是木頭做的，乘車不能說是“乘木頭”。船是木頭做的，入船不能說是“入木”。強盜雖然是人，但某地強盜多，不能簡單地說“某地人多”;某地沒有強盜，也不能簡單地說“某地沒有人”。怎么知道這一點呢？討厭某地強盜多，并不是討厭某地人多;想讓某地沒有強盜，并不是想讓某地沒有人。世上的人大家都贊成這一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說“強盜雖然是人，愛強盜卻不能說是‘愛人’，不愛強盜不能說是‘不愛人’，殺強盜也不能簡單地說是‘殺人’”，就也應該是沒有困難的。這是屬于“是而不然”(前提肯定，而結論否定)的情況。

“讀書”不等于“書”，“好讀書”卻等于“好書”。“斗雞”不等于“雞”，“好斗雞”卻等于“好雞”。“將要入井”不等于“入井”，阻止“將要入井”卻等于阻止“入井”。“將要出門”不等于“出門”，阻止“將要出門”卻等于阻止“出門”。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說“‘將要夭折’不等于‘夭折’，阻止‘將要夭折’卻等于阻止‘夭折’。儒家主張‘有命’論，不等于真的有‘命’這東西存在;墨家‘非執(zhí)有命’，卻等于‘非命’”就也應該是沒有困難的。這是屬于“不是而然”(前提否定，而結論肯定)的情況。

在以上三個一線貫穿的案例中，墨子舉重若輕的從形式上駁倒了“殺強盜等于殺人”與及儒家的‘有命’論。這是對“或”的運用。

假使天下都能相親相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還能有不孝的嗎？看待父親兄長及君上像自己一樣，怎么會做出不孝的事情呢？還有不慈愛的嗎？看待兒子、弟弟及臣子象看待自己一樣，怎么會做出不慈愛的事情呢？這樣不慈愛就沒有了。還有強盜和賊寇嗎？看待別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樣，誰還盜竊？看待別人就像自己一樣，誰還害人？所以強盜和賊寇就沒有了。

此處，墨子連用排比，且兼反問，句式明快，論證有力。但是類似“愛人若愛其身”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十分鮮見，故而只能以聯(lián)想虛構匡其不足。這是對“假”的運用。

但是，僅僅將“或”和“假”務于精熟，只能讓自己的立論不易被破而已。想要讓人真正的從情理上加以信服，還要在話外之音中滲入“為天下興利除害”的道德理想。

墨子認為，如果對方對于“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這些最基本的社會規(guī)范都不認同，那么大可不必再做毫無意義的口舌之爭。這就是“效”。

“辟、侔、援、推”多用作攻辯爭論，也叫“出故四法”。

《墨子·小取》篇這樣概括辟、侔、援、推四種手段：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簡而言之，“辟”就是舉例說明，“侔”為類比推進，“援”即為攀援引證，“推”則大都同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墨子？非攻下》開篇就說：“對于當今天下所贊美的人，該有怎樣的說法呢？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贊譽他呢？還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贊譽他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會說：‘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們才贊譽他。’現在天下所共同認為是義的，是圣王的法則。但現在天下許多諸侯大概還在盡力于攻戰(zhàn)兼并，那就只是僅有譽義的虛名，而不考察其實際。這就象瞎子與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稱，卻不能辨別那個物體一樣，這難道能說會辨別嗎？”

這里墨子用不辨墨白的盲者比喻不辨是非的天下人，以證明大道難識，這就叫作“辟”。

何者為“侔”？

《墨子？兼愛上》說：“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這里“君自愛”、“父自愛”、“兄自愛”的說法就是類比推進，即“侔”。

《墨子？非攻上》有一段指責百姓只知“竊鉤者誅”的論述，上面說：“現在這里有一個人，看見少許黑色就說是黑的，看見很多黑色卻說是白的，那么人們就會認為這個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區(qū)別。現在小范圍內做不對的事，人們都知道指責其錯誤;大范圍內做進攻別國的壞事，卻不知道指責其錯誤，反而跟著稱贊他為義舉。這可以算是懂得義與不義的區(qū)別嗎？”

這里便是運用“援”的手法，反問對方既然“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這是不懂得“黑白之辨”的行為，那么“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就一定也是不懂得“義與不義”的區(qū)別了。

關于“推”式手法，在墨子反駁公孟子的論述中，可以循跡一二：公孟子說‘沒有鬼神。’又說‘君子一定要學習祭禮。’墨子說‘主張沒有鬼神卻勸人學習祭禮，這就像沒有賓客卻學習接待賓客的禮節(jié)，沒有魚卻結魚網一樣。’公孟子對墨子說‘您認為守三年喪期是錯的，那么您主張的守三日喪期也不對。’墨子說‘你用三年的喪期攻擊三日的喪期，就好像裸體的人說掀衣露體的人不恭敬一樣。’ 以上便是墨子辯論藝術中的七大語言哲學，也是現今花辯和素辯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墨子卻認為言辭“多方、殊類、異故”，所以“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亦即提醒修習辯術之人，一定要始終以“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為要旨，切不可混淆是非，爭論不休，以后停者為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