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維新派“維新四公子”，分別為：陳三立、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

陳三立

于1853年出生在江西修水縣，字伯嚴，號散原，父陳寶箴。

陳三立年少時就才識過人，“倜儻有大志”，灑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光緒八年（1882年），參加鄉(xiāng)試，因深惡“八股文”，應試時，不按八股文作答，而以散文體答卷。在初選時， 他的卷子就被扔在一邊，幸好主考官陳寶琛賞讀到，將他選拔為舉人。四年后，陳三立赴京會試，中進士，授吏部主事。但當時吏部早已腐敗透頂，陳三立雖有經緯之才，卻無法施展。1898年，當陳三立聽聞《馬關條約》簽訂后，悲憤至極，致電張之洞，“吁請誅合肥（李鴻章），以謝天下”。當然，張之洞深諳晚清的官場之道，哪里會考慮陳三立的吁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其父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他原想以湖南為富國強兵的“試驗地”，進而挽救華夏于危難之中。為了協(xié)助父親實施救國之道，陳三立干脆辭官隨父前往湖南上任。父子聯(lián)手，效法日本明治維新，在湖南辦時務學堂、武備學堂、算學館、《湘報》、南學會，吸引了包括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在內的一大批維新志士，瞬間給湖南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使之成為全國維新運動的中心之一。當時人們將湖南比做日本幕府時期的薩摩和長門。這還要歸功于陳三立。

不久，陳三立與譚嗣同、丁惠康、吳保初并稱“維新四公子”， 聲名顯赫一時。受到父親影響，青年陳三立對西方列強侵華、大清內憂外患有著不同尋常的認識。

戊戌政變后，與其父一起被革職。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想拉攏陳三立出山，但為表明立場，他絕食五天，最后憂憤而死，享年八十五歲。

譚嗣同

說到譚嗣同，這是多數(shù)讀者認識的一個維新志士，這里就不深入了。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被殺，押赴刑場的路上，老百姓是往他身上丟菜葉子的，當然都是最爛最壞的菜葉子，丟滿了一身，爛白菜幫子掛滿了一臉。群眾的高呼聲此起彼伏——打死這個漢奸，打死這個叛國者！

徐仁鑄

徐仁鑄，字研甫，光緒進士。中日甲午戰(zhàn)后，痛感國家衰敗，必須變法。之后結識梁啟超、譚嗣同，并與二人結交，開始接觸新學。他還親手頒布條誡，創(chuàng)辦各類學校，提倡學習自然科學，為國家培養(yǎng)各種實用人材。不料，卻遭到湖南頑固派葉德輝、王先謙等的攻擊。

最后，只好請其父徐致靖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梁啟超、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實施變法。戊戌政變前夕，見風勢不對，致函王先謙，為自己曾經贊同維新開脫。戊戌變政后被革職。

陶菊存

陶菊存，又名陶葆廉。字拙存。陶菊存在隨其父陶模到新疆赴任迪化知州的路上，他沿途逾長城、渡瀚海，經古代蒲類【今巴里坤】、車師【今吐魯番】等地，行程一萬一千兩百余里抵達迪化。陶葆廉以日記方式，生動地記述了途中的所見所聞，著成《辛卯侍行記》。該書除記日月程途、酬應往來之外，詳述各地地理形態(tài)、戶口變遷、人心風俗物產的異同，并對某些民間流傳的古代傳說，或加考證，或加澄清；對上古堯舜禹關系的考據推理，對回、蒙古、吐蕃、維吾爾等少數(shù)民族的淵源變化，均有提綱挈領的綜述，使該書成為晚清西北史地學的一部力作，為后世中國西部的地方風俗、人文、地理、民族研究，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