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族人常常發現，用任何直接方式統治蒙古人都是極其困難的。在清王朝之前，沒有一個民族做到這一點，如果有例外的話，突厥和契丹等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之前也許做到過，那時蒙古人數量極少，無足輕重。滿族在這方面獲得了成功，清王朝對蒙古人的態度的前后變化即為明證：起初蒙古人問題是一個外部問題，但到1911年，蒙古人問題已成為內部問題，雖然是一個特殊問題。要解釋這種成功，我們有必要考察滿族國家的創始人努爾哈赤(1559—1626年)和阿巴亥(逝于1643年)時代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清王朝蒙古政策的許多先例都形成于1644年滿族入主中原前的數十年間。

1619年，努爾哈赤對明王朝感到極為憤怒：漢人一直干涉滿洲部落的事務，并成功地誘使葉赫部落離他而去。他向天地發誓要攻襲中國，重新奪回葉赫部落。但是，實施這樣大的一項行動，他需要有人幫忙。他求得了西南方一個蒙古人聯盟(名叫喀爾喀五部)的王公們的支持。

他有充分的理由做這樣的選擇。喀爾喀五部既富裕又有實力，努爾哈赤自1594年以來就一直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那年蒙古王公中的羅卜桑諾顏開始定期向他派遣使者;他送女孩子給他們，也娶他們送來的女孩子作妻妾——這是內亞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1605年，喀爾喀五部的另外一位王公——巴尤特部落的達爾漢？巴圖魯諾顏派他的兒子恩格德爾臺吉前來向努爾哈赤叩首請安，并獻上良馬20匹。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努爾哈赤把自己的皇帝(滿族稱“汗”，蒙古族稱“可汗”或“汗”)稱號歸功于喀爾喀五部;1607年，恩格德爾臺吉親率由聯盟的幾位王公所派代表組成的一批使者向努爾哈赤進獻牲畜和駱駝，向他叩首，稱他為“昆都侖可汗”(“尊敬的皇帝”，滿語為“昆都侖汗”)。在此之前，他在滿文文獻中只是一個淑勒貝勒(智慧王)。從1616年開始，他起用了新稱號：淑勒昆都侖汗。

喀爾喀五部的這些行動應被視為外交行動，而非政治上的臣服行動;努爾哈赤仍然需要勸說他們與他共同發起一場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他在致喀爾喀五部的信中如是說：“明國、朝鮮，語言雖異，然發式、衣飾皆同，此二國算為一國也！蒙古與我兩國，其語言亦各異，而衣飾風習盡同一國也！”這個論點及其對文化異同點的強調，具有鮮明的東亞特征，它對于明朝的漢人和異族的蒙古人及滿族人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但是，它也包含著僅在內亞才有的一些特點，我們可以把它們作為討論滿族早期政治理念的起點。

第一，中國、朝鮮、蒙古和滿洲都是gurun(“固倫”，意為“國家”，中國人稱為“國”)。這意味著除財富、面積和風俗習慣不同外，它們都是平等的，這一點在早期的滿文檔案中隨處可見。對這些國家的稱呼從來沒有差異：蒙古(此時它只是在種族和政治理想的層面存在著)一直被稱為蒙古固倫(蒙古國)。

中國被稱為尼堪固倫(中國)、大明固倫(大明國)，或阿穆巴固倫(大國)——這個稱呼指的是面積，或者作為尊稱，在致明朝皇帝的信中指“貴國”。滿洲被稱為女真固倫(女真國)、滿洲固倫(滿洲國)、愛新固倫(金國，從其祖先金代女真人而名之)，或者諸申固倫(女真語，指國家)。中國人的“天下”觀有時被早期的滿族人以“天下”(abkaifejile)的名義加以利用，但其含意與中國人所指的由中國皇帝統治的天下帝國大不相同。

1619年努爾哈赤在致朝鮮國王函中謂：“普天之下，何國不有？豈大國獨存之，而小國盡亡耶？”此函及其他文獻清楚地表明，只有天是天下各國的唯一統治者。

固倫——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的語意無疑包含了“國家”的所有內涵。它可以單指一個國家的人民或領土;它也可以指王朝。固倫還可以指一個固倫的附屬部分，因此，在早期的編年史《滿洲實錄》中，哈達部、葉赫部和其他部落皆被稱為固倫，無論它們是否已被努爾哈赤征服。后來，當努爾哈赤對它們的控制日益嚴密時，有時也用其他名詞稱呼它們：aiman(部落)、tatan(部落之領土)或golo(省)。這些名詞也以同樣的方式用之于蒙古人。

如果各國在名稱上無法互相區分，那么統治者又如何呢？我們在這個方面又看到了平等的做法，僅是在合法性方面做了一些考慮。中國皇帝被稱為尼堪汗，或者具體稱為萬歷汗(萬歷皇帝)、秦二世汗(秦代的二世皇帝)，等等。朝鮮國王被稱為Solhohan(朝鮮皇帝)，雖然我們發現在阿巴亥時期(1627—1643年)致朝鮮的最高統治者的函中曾用過Solhoguruniwang(朝鮮國王)的稱呼，這也許是因為朝鮮國王自稱為“王”。蒙古的情況更復雜一些：由于當時蒙古沒有一個被所有蒙古人承認的最高統治者，所以滿族人在實踐當中把自稱為可

汗的所有蒙古統治者都稱為“汗”。其他蒙古統治者被稱為貝勒(王公，蒙古語為諾顏)，實際上，在蒙古人尊他為帝之前，努爾哈赤就自稱為貝勒。

在最初的滿文檔案中曾有一些描述理想的皇帝和王公的段落。我們在此又發現han(“汗”，即皇帝)之稱呼，但更常見的是一個具體的詞語：hanniyalma(皇帝本人)。在致中國人(明朝)的一封極盡自我吹噓之能事的信中，努爾哈赤說：“自汗、貝勒乃至芻蕘之丁、運水之婦，禍非外來，皆由自致也。”一直到順治和康熙朝，滿文檔案中才開始使用huwangdi(源自中文之皇帝)或abahaijui(天子)來稱呼中國的滿族皇帝。

如果我們承認上面描述的早期滿族人對于國家和統治者的觀念與明王朝的觀念不同，或者說，落后的滿族人是在更先進的文化影響下形成這些觀念的，那么它們來自何方呢？居住在附近且使用類似政治詞匯的只有蒙古人。蒙語ulus與滿語gurun的含義和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在13世紀就已面世。

與gurun一樣，ulus可以指人民，不過，蒙語中有一個更精確的詞：irgen，它有時與ulus合起來組成一個詞組：ulus-irgen。滿族人借用了這個有用的詞(irgen)，組成了一個意思相似的詞：gurun-irgen，它是半意譯半直譯的一個詞。

蒙語可汗或汗(皇帝)的使用也與滿族的汗類似。在元代，蒙古人常常把中國皇帝譯為汗。它既被用于稱呼蒙古帝國的皇帝(yekeMongolulus)，又被用于稱呼帝國分裂后的大塊封地(也稱為ulus)上的首領。它被平等地用于稱呼蒙古帝王和外國帝王。

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后代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征服大業，所以，蒙古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普天君王的觀念，有專有名詞稱呼之：grqan(普天皇帝)，或dalai-yinqaan(大海一樣大的皇帝)。在16世紀，隨著佛教知識在蒙古人中的傳播和普及，印度人的佛教法王觀念，即轉輪圣王的觀念為人們所熟悉，轉輪圣王或其別名都被用于稱呼蒙古帝王，使用得最多的是與努爾哈赤、阿巴亥及林丹汗(1592—1634年)同一時代的那些首領。1616年之前，滿族人似乎很少如此自負自大(雖然努爾哈赤肯定很熟悉中國的普天君王觀)，但在1616年，努爾哈赤自封為“承奉天命覆育列國英明汗”，由此擁有了多民族統治者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