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6月3日(農(nóng)歷四月廿二日)，永載史冊的“虎門銷煙”開始了。林則徐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寫下“未刻消化煙土，至晚上共化一百七十箱”。從6月3日午后的未時(下午一時)起，這一國際禁毒史上的壯舉拉開了帷幕。此前的1839年5月18日(農(nóng)歷四月初六日)，林則徐日記里記載了“統(tǒng)計前后所收煙土，截至本日止，共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這一萬多箱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在隨后的十余天里被一批批徹底銷毀。林則徐日記詳細記錄了每一天銷毀鴉片煙的進展(日期均為農(nóng)歷)——

農(nóng)歷四月初六日至五月十一日(公歷6月21日)，總共銷煙一萬九千一百十箱又二千余袋(取整數(shù)記錄，零散未計入)，收繳的鴉片銷毀完畢。虎門銷煙帶來了“國際反響”，遠在歐洲的馬克思為此記述到“這些措施(注：指禁煙措施)的頂點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焚毀走私的鴉片”。美國來華傳教士兼外交官衛(wèi)三畏(S.W.williams)，后來評論道：“鴉片是在最徹底的手段下被銷毀了……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歷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

然而，距虎門銷煙開始的日子(1839年6月3日)僅三個月之后的1839年9月4日，不甘心失敗的帝國主義者就把戰(zhàn)火引到了中國。這一天，中英即在廣東省新安縣九龍山(位于今天的香港九龍)附近海面展開了第一次戰(zhàn)斗，史學界將之視為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鴉片戰(zhàn)爭的開端：“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于18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九龍之戰(zhàn)。這是由英國侵略者在廣東九龍洋面首先開炮引起的。自此以后，戰(zhàn)爭斷斷續(xù)續(xù)地進行了三年”。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上，這一段話字字擲地有聲：“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nèi)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劃分近代史上烈士的年份“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實際上是指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嚴格意義上講，發(fā)生在1839年當年的一系列戰(zhàn)斗，已在這個統(tǒng)計之中。而鴉片戰(zhàn)爭的第一戰(zhàn)“九龍之戰(zhàn)”里犧牲的烈士，就是近代史上最早的烈士。

九龍山坐在的九龍半島位于珠江口東側，與香港島隔海遙望。當時這一帶屬于清軍大鵬營的防區(qū)。大鵬營是清軍的水師部隊，其營地位于今天的大亞灣畔鵬城村的大鵬城。該營“管轄洋面四百余里”，但此時“弁兵只九百九十八員名”。英國侵略者企圖以此兵力薄弱的區(qū)域為突破口。于是，鴉片戰(zhàn)爭的序幕之戰(zhàn)在此打響。

1839年9月4日(農(nóng)歷七月二十七日)上午9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jiān)(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de of British Subjects in China)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同“窩拉疑”(Volgge)號的艦長士密(Smith)一起登上了“路易莎”號(Lousia)船，在“珍珠”號(Pearl)船和“窩拉疑”號放下的小艇陪伴下向九龍進發(fā)。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率船隊正在這里停泊。就在雙方進行交涉的時候，義律下令發(fā)動突然襲擊。作為挑起鴉片戰(zhàn)爭的人，退役英國海軍上校義律也從在中國海域下令開炮的這一刻起，正式走上武力侵略的道路。

義律秘書的弟弟、“路易莎”號船的水手亞當·艾姆斯(A.W.Flmslie)，在后來的家信里詳細敘述了英方首先開炮和中方堅決還擊的事實：“士密艦長下令他的小艇開火，命令馬上被執(zhí)行了……我們向他們開了第一發(fā)炮，他們馬上用密集的炮火準確地朝我們的方向射擊”。很可惜的是，清軍的炮術存在不足，未能擊沉敵船。艾姆斯在信里回憶：“這些船的炮火，多謝上帝！炮口壓得不夠低，要不然就沒有人活著來說這個故事了。——他們的十幾發(fā)炮彈都打到我們的主桅上”。

澳門的報紙后來也報道了這次戰(zhàn)斗，據(jù)《海國圖志》轉載的該新聞稱：“得忌喇士船主遵義律之命，去攻打九龍山炮臺，正在出力時，已經(jīng)衰敗，被中國打退。又另有三板(舢板)幾只趕前幫助，亦皆退回，陸續(xù)歸尖沙嘴”。從這篇新聞報道可知，英方先開炮攻擊的船只被擊退，增援的船只也被擊退。從戰(zhàn)斗目的實現(xiàn)的角度來看，清軍獲得了戰(zhàn)斗的勝利。

當天，剛剛巡閱了澳門的林則徐又身在虎門，他在這一天的日記里記下“接大鵬營稟報洋面情形”。后來，林則徐在上報道光皇帝的《會奏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折》里，轉述了大鵬營稟報的戰(zhàn)斗開始的情況：“七月二十九日接據(jù)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稟稱……該將正遣弁兵傳諭開導間，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炮火一齊點放”。林則徐在這份奏折之中，指出了中國軍隊“不打第一槍”的原則，并且分析了英方先開炮的心理根源：“向來師船未與接仗，只系不欲釁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為力不能敵。此次乘人不覺，膽敢先行開炮，傷害官兵”。

依據(jù)上述史料，九龍之戰(zhàn)是帝國主義先開炮挑起的，中國軍隊的抵抗則是一次正義的還擊。英國資料記載，英方參戰(zhàn)的“路易莎”號載炮十四門、“珍珠”號載炮六門，另有“窩拉疑”號的小艇載炮一門。戰(zhàn)斗開始后還有“威廉要塞”號(Fort Williams)等船的小艇來增援。中方水師船只僅有三艘，而且船上大炮無論是火力還是精度都不及敵方。在實力上敵強我弱又是敵方先下手為強的情況下，依托岸邊炮臺的支援，水師成功擊退了敵船，并且曾經(jīng)駛出海岸進行了勇猛追擊。英方船只在傍晚被迫撤出戰(zhàn)斗后承認被清軍擊傷數(shù)人。其中包括率眾劃船來增援的“岡不里奇”號(Cambridge)船的船長得忌喇士(Douglas)。這樣的戰(zhàn)斗結局都展現(xiàn)出了水師營愛國官兵們在正義還擊時的英勇和奮發(fā)。

就在這次正義的還擊之中，前述《會奏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折》記載了近代史上最早的兩位烈士姓名。戰(zhàn)斗剛開始的時候，記名外委：“有記名外委之兵丁歐仕乾，彎身料理軍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脅下殞命”。戰(zhàn)斗進行之中，士兵陳瑞龍又在持槍射擊時陣亡：“有兵丁陳瑞龍一名，手舉鳥槍，斃一夷人，被回炮打傷陣亡”(英方檔案里沒有參戰(zhàn)人員被擊斃的記載，應為擊傷一名敵人)。此次戰(zhàn)斗中犧牲的陳瑞龍的武器是落后的鳥槍。這是一種用火繩發(fā)射的滑膛槍，命中精確度、射程和射擊速度都低于英國軍隊此時裝備的前裝燧發(fā)滑膛槍。而且鳥槍一旦受潮就無法使用，在海上作戰(zhàn)尤其不利。使用如此落后武器的清軍士兵，在與敵人激戰(zhàn)對射中陣亡，這也展現(xiàn)出了可貴的戰(zhàn)斗精神。

歐仕乾和陳瑞龍的犧牲情況上報給道光皇帝之后，1839年10月11日(農(nóng)歷九月初五)道光皇帝在“上諭”里專門提到二人的名字并且要求“賜恤”。他們的名字作為近代史上最早的烈士姓名，也隨著歷史檔案記錄了下來，在今天還可以從塵封的史冊里查詢到，受到應有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