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17年，即1644年3月初，李自成起義軍兵臨城下，大明王朝岌岌可危。皇帝朱由檢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敗壞，向六部和都察院發去訓誡的諭旨;另一方面為了挽回民心，發布大赦天下的詔書，公開向全國老百姓對他十七年的執政治國作了深刻的檢討：

一，承認強征暴斂，稅負過重：

17年來，遼東和中原的戰事，調兵措餉，實在是不得已的事。連年征戰，賦稅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是朕的過錯;

二，承認失察民情，民不聊生：

貪官污吏乘機巧取豪奪，刻意盤剝，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內宮，不能體察，是朕的過錯;

三，承認用人不當，腐敗泛濫：

將領懦弱，士兵驕縱，不肯拼命殺敵，反而對百姓燒殺搶掠，視為仇敵。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瘡潰爛，是朕的過錯。

幾大“朕的過錯”，言之鑿鑿，情之切切，讀起來確讓人為之動容。在引咎自責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馬已經前來勤王，加派的賦稅已經免除，一切不便于民眾的事情全部取消。他還表示，動亂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賢能的人治國，改革從前的腐敗政治，和大家一起維新，開創新局面。

這個檢討哪怕是早一年發出，情況也大不一樣。但此時，皇帝的深刻檢討為時已晚，無濟于事了。全國烽火四起，政令很難走出紫禁城了。清初歷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評論道：早一年發此昭文，遠近臣民都或許會為之感動，如今形勢大變，災禍隨時都會降臨，離開都城一步都危險叢生，誰還會相信呢？

即便如此，回顧這段歷史，崇禎皇帝作為一國君主，能夠不顧自己“龍顏”，公開向全國人民檢討自己在執政過程中的過錯，并且態度如此誠懇，也實屬不易。他的這種勇氣是值得贊賞的。

3月17日，農民軍東路進至高碑店，西路進至西直門外，開始炮轟城墻。紫禁城內，早朝依然照例進行，皇帝和大臣們相對哭泣，手足無措。朱由檢低頭在御案上寫了12個字，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隨即抹去。

據說，其中6個字是“文臣人人可殺”，皇帝咬牙切齒，朝政就是壞在你們這幫貪官污吏手中的。朱由檢帶領心腹太監王承恩跑到煤山(今景山公園)，四處了望，只見戰火燃紅半邊天，確信內城陷落無疑，隨即返回乾清宮布置應急善后事宜。

他對周皇后說：大勢已去，你身為“母儀天下”之人，應該選擇光彩而節烈的死。周皇后傷心地痛哭，說道：妾身跟隨陛下18年，今日一同死于社稷，死而無憾。兩人淚流滿面，相對無語。

接著，他要左右侍從傳旨給嬪妃和懿安太后(天啟皇后)，命她們自盡，不要壞了皇祖爺的國體。然后吩咐三個兒子趕來。他叫宮女取來舊衣服，親自給他們換上，系上衣帶，告誡他們：你們今日是太子、親王，城破以后，就是小民了，各自逃生去吧！萬一不死，將來不要忘了報父母之仇，不要忘了我今日的告誡。

父子之情深，添犢之摯愛，終于在臨別時爆發出來，他高聲痛嚎：你們三人為何不幸而生在我家！說罷無所顧忌地大哭起來，左右侍從都為這生離死別失聲痛哭。

朱由檢即位時才17歲，少年天子一登龍位，便雄心萬丈，決心挽回大明王朝日漸風雨飄搖的頹勢。他即位后便誅殺了罪大惡極的太監首領魏忠賢，為東林黨人平反。為了大明江山，他竭盡全力，節儉勤勉，兢兢業業，付出全部精力，是明朝少有的勤政皇帝之一。

然而他專橫獨斷，剛愎自用，殺害抗清英雄袁崇煥，致使朝廷內部人人自危，眾叛親離;同時又橫征暴斂，強行征收“遼餉”、“剿餉”、“練餉”等苛捐雜稅。諸如此類種種原因，終于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天空一團漆黑，大地一片寂靜。崇禎17年(1644)3月19日凌晨1時，朱由檢在司禮監太監王承恩陪同下，來到煤山(景山)，在壽星亭附近一顆大樹下，上吊自盡。王承恩隨后也上吊殉葬。

文秉《烈皇小識》說：后苑山亭中看到先帝遺體，與王承恩面對面自縊。先帝用頭發覆蓋面孔，身穿藍袍、白夾衣、白綢褲，一只腳的鞋襪脫落，另一只腳穿著綾襪和紅色復底鞋。袖子上寫著一行字：

“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天上，不敢終于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