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去美國公費留學的高材生，也是中國卓越的科學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一手創(chuàng)建了中國所有大學中第一個地理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也曾經擔任過長達13年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被后人尊為“中國高校四大校長之一”，為中國教育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竺可楨成就還遠不止以上這么多，竺可楨在1931的時候就奉命領導幾位科學元老進行實地觀測工作，他選定了9種植物和21種動物進行嚴密觀察，之后發(fā)表了《論新月令》，他和他的同伴們不僅總結了古人對物候方面的理論，也開創(chuàng)了中國物候觀測的新歷程。

竺可楨成就還包括他對農業(yè)科學的貢獻，早在1922年的時候，他就發(fā)表過一篇名為《氣象學與農業(yè)之關系》的學術論文，后來這篇學術論文被后世的人贊揚說即使到現(xiàn)在這篇論文的研究成果也不過失，仍然走在世界學術研究的前面，竺可楨也因為這篇論文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竺可楨成就中最大的一項是他創(chuàng)立了新中國的物候學研究，他是物候學這門學科的創(chuàng)始者，他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記錄每天的天氣變化和物候狀況，1963年也寫出了《物候學》這本書，這本書向大眾廣泛普及了物候學知識，提倡因地制宜，根據各種農作物的規(guī)律安排農事活動。

竺可楨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竺可楨問學生來浙大做什么，當時這個問題引起了很多浙大新生的思考，第二個問題是問浙大新生將來畢業(yè)后要做什么樣的人，在以后面臨社會和個人選擇的時候會選擇社會還是選擇自己。竺可楨兩個問題最早是在1936年提出的，當時這一年的夏天正好是浙江大學新生開學的日子，竺可楨作為浙江大學的校長與新生進行了一次意義深遠的談話，就是在這次談話中他問了新生這兩個深刻的問題，從此之后竺可楨兩個問題就成為浙江大學第一代校風校紀。

在竺可楨兩個問題提出之后，竺可楨還告誡學生在以后畢業(yè)后不要拿技術當做謀生的工具，他說謀生之道有很多種，不一定到大學才能找到工作，但是大學就是讓學生獲得更好生活的一個途徑，教育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他還教會學生以后在社會上闖蕩時，都要把國家社會擺在第一位，遇到什么事都要頭腦清楚的想一想社會的影響，這兩個問題在剛剛入學的學生中間引起了很大討論。其實竺可楨兩個問題影響了很多的人，在他提出這兩個問題后，他面對全體浙江大學師生提出要把求實創(chuàng)新當做浙江大學新的校訓，以后浙江大學所有的教學工作都要以求實這兩個字為基礎，從此之后，浙江大學的學風開始了煥然一新的改變，竺可楨對浙大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