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將政權拱手讓出，是關系辛亥革命成敗的重大事件。革命黨人的軟弱妥協、袁世凱采用又拉又打的兩面派手段、帝國主義國家對袁世凱的大力支持，這三者是“讓位”的重要原因。應該說，“讓位”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歸咎于孫中山個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誰也沒有料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于1912年4月1日剛剛誕生，任臨時大總統才3個月的孫中山卻被解除了職務，把政權交給了袁世凱。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共和國的創始人孫中山讓位于清王朝舊臣、帝國主義走狗袁世凱，這是關系辛亥革命成敗的重大事件。

南京政府的腰桿不硬

19世紀末，清王朝像一艘千瘡百孔、日漸下沉的破船，隨時都將被革命的怒濤所吞沒。

清王朝的末日，終于來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臺的槍聲一響，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國，形成燎原之勢。統治中國268年的清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華民國”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歡呼聲中誕生。

可是，透過表面上那派熱烈景象，冷靜地觀察和思考一下，不難發現，在它背后卻存在著嚴重的危機。革命剛開始取得勝利，革命營壘內部便已呈現出一派分崩離析的現象。當時，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十分軟弱無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會政治理論上非常幼稚，組織上也松散龐雜;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質認識;他們同廣大下層勞動群眾的嚴重脫離，使他們在異常強大的反動勢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階級反動勢力以及反對派的力量卻非常強大，虛偽狡猾、擁有實權的袁世凱成了反動勢力的核心力量。孫中山的“讓位”就是在這樣的階級力量對比下釀成的。

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北部哥羅拉多州進行籌募革命經費的工作。他經過再三考慮，認為自己當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他希望通過外交活動，斷絕清政府的后援，來一個釜底抽薪。結果，他沒有立即回國。這一著棋孫中山沒有走好，他沒有及時給革命黨人以具體領導，也沒有考慮革命政權如何建設。他在國外時，就已經聽到一種輿論，即如果爭取到袁世凱擁護共和制度，可以讓袁出任民國總統。孫中山原來對袁世凱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覺得此人“狡猾善變”，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盡早實現革命目標，只要推翻清政府，廢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凱出來當總統，也未嘗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國外歸來，面對著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會議通過的“若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這樣的決議，他不得不承認這個既成事實。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后，主張“讓位”的空氣仍然籠罩著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身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黃興、汪精衛、胡漢民等人，都表示贊成讓位。汪精衛曾行刺攝政王被捕而沒有砍頭，袁世凱在暗中進行了一些活動，所以汪精衛從清朝監獄出來后，立即主張“南北議和”，并派人到武漢說服黎元洪和黃興擁戴袁世凱為大總統。汪精衛甚至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議和，難道是舍不得總統的職位嗎？”革命黨人的二號人物、擔任臨時政府陸軍總長的黃興，對袁既有顧慮，又存幻想。黃興說，袁世凱是一個奸猾狡詐、膽大妄為的人，如能滿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幫助我們推翻清朝;否則，他也可以像曾國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國一樣來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們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幾年，可以使戰爭早停，人民早過太平日子，豈不好嗎？

黃興的這種看法，在當時革命黨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當時孫中山的思想實際。孫中山認為清政府統治的結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隨著革命的成功就會到來一個政治民主和工商業繁榮的好時代。他只求民國的招牌早早掛起，革命的形勢早早結束，好讓他在“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實業救國理想。

綜上所述，應該說，“讓位”是包括孫中山本人在內的大多數革命黨人的意見。“讓位”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歸咎于孫中山個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孫中山是很善于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的。他后來終于認識到把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他沉痛地寫道：“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宋慶齡也曾問過孫中山，他為什么在南京要辭去總統職位，孫中山告訴宋慶齡說，我沒有革命軍隊，也沒有革命的干部。孫中山很后悔，沒有把他認為最愛國、最可靠的中國海員組織起來。

袁世凱的陰險狡詐

革命黨人面臨的對手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此人的社會政治經驗遠比那些年輕而天真的革命黨人豐富得多。袁世凱原是北洋軍閥的首領。辛亥革命時，他受命為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掌握軍政大權，成為中外反動派所倚重的實力人物。袁世凱在耍弄陰謀詭計方面是頗為能干的。武昌起義的隆隆炮聲，把這個身著布衣、頭戴笠帽、假意在老家河南彰德小溪邊垂釣的袁世凱驚動了。他一手提著釣竿，一面在苦苦思索著對付革命的辦法。他知道清朝的垮臺已無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無法用武力來撲滅。于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軟硬兼施的反革命兩手策略：他用一只拳頭來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只拳頭來對付臨時政府。他用來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來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統一”。“議和”，就是袁世凱施展又打又拉的產物。1912年8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孫中山與袁世凱進行了13次會談，每次都從下午繼續到深夜。對于孫中山提出的每一項主張，袁幾乎無不表示同意。其中有些問題，如“耕者有其田”，純粹是為了騙取孫中山的信任，而隨聲附和的。

袁世凱口頭上雖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劃的卻是如何盡快恢復舊的社會秩序，區別只在于以他的統治代替清朝的統治。革命黨人談論的那些振興實業、政黨內閣、議會政治等等，同袁世凱所想的完全是南轅北轍。

對于袁世凱的陰險奸詐，金沖及先生在《民初同盟會人的幾種社會政治方案》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袁世凱深深懂得：什么時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換出一副面容來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時候可以突然翻臉，冷不防地斷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準備過程中，對革命黨人的所作所為，哪些是可以暫時容忍的，如讓孫中山去提倡10年內建20萬里鐵路，甚至讓國民黨一時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讓的，如政府南遷以及讓國民黨人擔任陸軍總長或直隸都督等;還有哪些是必須盡快削弱或鏟除的，如利用財政等各種手段，逼迫南方裁軍，逼迫黃興辭去南京留守等。在革命黨人中，認真考慮過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權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宋教仁因力主組織強大政黨和奪取議會中多數席位這兩件大事而深為袁世凱所忌恨。袁表面上裝得毫不在乎。一旦他準備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殺宋教仁，下令罷免國民黨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嚇的口吻說：“現在看透孫(中山)、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不久，袁對各地的革命黨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搜捕和屠殺。

魯迅先生鑒于這種慘痛的教訓，深刻地指出：“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以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扶上總統的寶位上去。”(《〈殺錯了人〉異議》)

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持

“讓位”是由各種復雜因素所造成的，帝國主義對袁的支持則是其決定因素。當時大多數革命黨人并不認識帝國主義真面目，以為中國的積弱只是因為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國就會逐步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認為他們既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以西方為榜樣的，可能會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來后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動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他們在對外宣言中，宣布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間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償付賠款和外債，企圖以此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的同情和對革命政府的承認，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國的根本問題便可解決。這當然是革命黨人的一廂情愿！

帝國主義看中的卻是袁世凱，把他作為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對袁竭力支持，而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英、美、德、日各國軍艦駛進長江，耀武揚威，俄國軍隊集結于我東北北部，日本軍隊在我國東北南部、內蒙東部蠢蠢欲動;外交上，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輿論上，帝國主義報紙顛倒黑白，對革命派橫加指責;財政上，帝國主義加緊對南京政府實行經濟封鎖，海關稅收分文不給，致使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

1911年12月20日舉行的“南北議和”的過程，也就是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席位的過程。這個“議和”一開始就是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約同德、日、俄、美五國代表密商后、由英駐漢口總領事傳話，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來的。帝國主義不僅在整個議和過程中為袁世凱密謀策劃，而且公開告訴革命黨人，只有讓袁世凱當選大總統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可。為了避免帝國主義的干涉，革命黨人自然只有趕緊讓袁世凱出來做總統，以便盡快結束“戰亂”。

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將政權拱手讓出，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給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孫中山在“讓位”的過程中對袁世凱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爭，雖然不是無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凱危害民國的措施，則無濟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竊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又在中國開始建立起來，“中華民國”成了一塊空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