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以后，柯慶施在政治上的名聲不好，最主要的一個緣由是盛傳“柯慶施支持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而柯慶施的下場竟是在65年猝死，柯慶施的子女是誰？作為柯慶施的后人，女兒眼中的柯慶施究竟是怎樣的呢？

柯慶施的子女

柯慶施的子女現在是怎樣的？柯慶施總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兒柯六六是個作家。六六寫了大量關于父親的回憶錄。六六是在南京度過的童年，后來隨著柯老工作的調任，六六來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寫道，她剛到上海的那一個時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晝。

那個時候，國民黨不甘心失敗，常用飛機到沿海地區騷擾。在六六五歲的時候就曾經經歷這樣的轟炸。那天本來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廣播停了，燈滅了。六六說她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她對光明的渴望。柯慶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請客吃飯。據六六回憶，那時候她第一次見到了電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著家人搬離了花園洋房的家，搬進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慶施不喜歡花園洋房，認為那個時候的國家還非常的窮，他作為一個干部住好房子脫離了大眾，心里很不踏實。住在工人新村雖然走進了群眾，但是由于辦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這次他們搬到了愛棠公寓，往后他們再也沒有辦過家。住房面積不大，但勝在離辦公室不遠，而且周圍的鄰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滿意這個家。

柯慶施的二女兒叫五六，三女兒叫友寧，兒子叫友京。他們為人低調，資料不詳。唯一能夠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鄒家華的女兒。這就是柯慶施的子女一些資料。

柯慶施女兒憶父親：毛主席與爸爸

媽媽常對我說：“你爸爸的嘴太嚴。”爸爸說話一貫謹慎，在家里從不談論工作，從不議論上級、同事與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從不告訴家人。

友誼電影院位于中蘇友好大廈北側。我和媽媽在冷氣開放的劇場的右側邊就座，神奇華麗的頂燈在進行燈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紅忽藍、絢麗多姿。顯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觀眾站了起來，接著全場觀眾們都起立熱烈地鼓掌。我看清與爸爸并肩步入劇場的、身材同樣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這是在我記憶中的首次見到毛主席。從小就會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場觀眾激動的氣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燈光轉暗，戲要開演了。秦叔叔走來說，爸爸要找我過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見我激動地說不出話來，便微笑地說：“給毛伯伯行禮。”我輕聲說：“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禮。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親切地握住了我的手問：“你叫什么名字？幾歲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戲，一無所知。事隔十幾年后，遇到市委招待處的一位職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說大家當時誰也不在看戲，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連我去向毛主席問候那一小會兒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1957年，毛澤東在柯慶施陪同視察我熟悉敬愛的周恩來伯伯

我初次見到周恩來伯伯是在八、九歲時。那天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的友誼電影院演出淮劇，我坐在周伯伯身邊觀看演出。他和藹地問我：“你能聽懂揚州話嗎？”我告訴周伯伯，我從小就能聽懂，因為家里的保姆就是揚州人。

周伯伯告訴我，他的家鄉在江蘇淮安，位于長江以北，淮劇是家鄉戲，他從小就喜歡看。由于是冬季，也由于緊張，我的手冰涼。周伯伯關切的握住我的手，問我是不是覺得冷？周伯伯把我的手握在他溫暖的手心中。

劇場休息之后，周伯伯又回到我的身邊。我替他把座椅翻下，請他就坐。周伯伯對個小女孩鄭重地說“謝謝！”我從此學會這句禮貌用浯，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不論長幼尊卑都不忘記說這句周伯伯教我的話。

一次，爸爸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媽媽帶我和小妹隨行。過春節時，鄧媽媽請我們女士們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飯。北京飯店離中南海很近，乘車不一會兒就到了。車子駛進中南海，在一座院落的門外停下來。這就是建于清朝宣統年間的西花廳。西花廳是座老式的四臺院，鄧媽媽站在門前正在等候我們。周伯伯家的客廳不大，木結構的窗前擺著一套沙發，立式燈的燈罩上掛著一長串彩色的紙鶴。鄧媽媽告訴初次見到紙鶴的我：“這是日本友人送給周伯伯的。日本有用紙鶴祝福的民俗。”

周伯伯回家了，他說不能陪我們吃飯，一會兒還要宴請外賓。他坐在沙發上稍事休息，我把剛用糖紙折成的小扇子、跳舞的小娃娃、長頸鹿等拿給他看。周伯伯小心翼翼地接過來，將這些小東西在茶幾上擺成一排，然后邊看邊微笑地點點頭：“不錯，物盡其用，把原本要丟掉的東西做成了工藝品。”

鄧媽媽的家宴是四菜一湯，我最愛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小窩頭。飯后鄧媽媽帶我們參觀周伯伯的辦公室。書柜里的兩張黑白老照片使我駐足。一張是鄧媽媽摟著毛澤東主席的女兒李訥的合影，兩位都是一臉甜美的微笑。一張是周伯伯與鄧媽媽早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他們很年輕很英俊，在草地上相擁而左，幸福的神情令人羨慕，令人感動。鄧媽媽見我久久地注視這張洋溢著美妙青春氣息的照片，笑著說：“這長照片太解放了！”

鄧媽媽送我一本莫斯科風光攝影集，說：“聽說你喜歡攝影。“”我那時正拜上海的攝影師徐大剛為師，學習沖洗放大照片。鄧媽媽待人周到又細心！

媽媽從來不參加爸爸的外事活動。有些外賓不禁詢問：“柯市長有沒有夫人？”不出頭露面，是媽媽一貫的作風。直到1963年1月，周伯伯親自做媽媽的工作，要求她以上海市長夫人的身份，參加對錫蘭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的國賓接待工作。從此，媽媽開始陪同爸爸接待來滬的外賓，大多是黨賓，一般不公開報道這些外賓的來訪，如印尼代表團。媽媽對她參加外事話動，只有一個要求：不要在報紙上刊登她的名字。這個要求得到周伯伯的批準。

60年代初，爸爸的身體不大好以后，媽媽有時陪同他去外地開會或視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長女，雖然年少，螞媽還是把管理家庭財務的事情交給了我。我也就學著媽媽的樣子當起家來。比如，每晚跟炊事員叔叔商量明天買些什么菜，每周結算伙食賬等等。爸爸媽媽出差回來，發現媽媽交給我過日子的錢不僅沒有超支，還有節余。周伯伯到上海聽說之后，高興地表揚我年紀不大就學會當家過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