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馬遷之后，漢高祖劉邦的人格品質，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劉邦事功得到極高推崇時，也只是說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對其整個人品加以推崇。對劉邦的非難，或始于阮籍登廣武戰場“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之嘆，到了《厚黑學》風行之后，劉邦二字簡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詞，至今未有改觀。這些否定劉邦人品的看法，也是來源于《史記》，應該說至少部分真實。結論時，其著眼點往往在劉勝項敗。其實這正表明了劉邦以天下之智為智、也以天下之心為心的特質，所以才能放棄一己之私欲私見，從善如流。難怪群雄肯為之驅馳，原因就在于劉邦能為大家提供最好的施展自己才華的舞臺。

可以想見，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況下，不僅戰爭取得了勝利，也為日后的文化復興建設開創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云：“漢高帝天性明達，好謀能斷，是以知三杰之謀，用之而不疑;善陳平之計，從之而不吝;當食納子房之策，揮洗聽酈生之說。婁敬有定都之謀，則嘉納不寵，賜以姓;陸賈有新語之獻，則親覽而每稱其善;諫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則愛之;論次蕭何，鄂千秋之言當矣，則賞之。其用人之明斷也，為何如。懲秦斂之苛，則約三章之法;殫項羽之惡，則發義帝之喪;監胡亥之死，則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慘焚書之禍，則祀孔子于過魯之日，立宗廟;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風行;申軍法，定章程，起朝儀，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當矣。丁公不忠，則戮之以徇軍士;季布各為其主，則封之以表輿;論政之賞罰明矣，為政之明斷也為何如。”

因為漢初的動蕩，或許，漢高祖劉邦本身對文化建設沒有直接的作為，但他以天下之心為心的做法，對于恢復文化就是一種導向作用。劉邦的態度造成了客觀上的無為狀態，與暴秦的“以吏為師”及焚毀百家之說的作法截然不同。劉邦是楚人，其故鄉與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遠，不知老子的學說會不會對他產生作用。這方面沒有直接的證據，只有間接的曹參為齊相國取無為之道，而司馬遷的父親也崇尚黃老之術。大概這些人從劉邦的態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東西。老子曾說過：“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考察劉邦的個人品質，隱約與老子主張相吻合。最終造成的結果是，漢高祖的名望在終封建之世，始終是相當高的。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討論劉邦對漢文化的影響，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天下之心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眾有選擇知識的能力與權力，采取不干涉原則，讓人民與社會自己發展自己，從而造成了整個文化的繁榮。中華民族的大多數之所以被稱作漢人，就是與漢代文化在經秦火之后的迅速發展分不開的。孟子說，君子之德如風，小人之德如草。以劉邦為首的漢王朝統治者在立國之初采取了無為的政策，造成了漢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礎。在今天對劉邦評價撥亂反正的同時，也應該給他在建立漢文化一道上，給予應有的地位。

評價

早年的劉邦不喜勞作，確有游手好閑的無賴之嫌，但他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劍而取得天下建立大漢基業，因為劉邦知道如何處理人際關系，與人友善，喜歡施舍，善交游，為人大度，心胸豁達，素有大志，能仗義行事，勇于承擔責任，有領導才能。成功在于“能斗智時決不斗力”且情商高的劉邦知人善任具有高超的用人、馭人的領導能力即帝王權術。漢皇千古一英雄，休笑當年馬上功。試問后來為帝者，誰人曾出范圍中。楚強漢弱，可是戰爭的結局是楚敗漢勝。

劉邦采取的寬松無為的政策，不僅安撫了人民、凝聚了中華，也促成了漢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礎。到后期，經濟已經明顯好轉，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劉邦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統一中國的人，可以說他是漢始皇，創造漢民族的人。劉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國真正的統一起來，而且還逐漸把分崩離析的民心凝集起來。他對漢民族的形成、中國的統一強大，漢文化的保護發揚有決定性的貢獻。他在漢初制訂的英明國政，不僅使飽受戰亂的中國得以休養生息，還開創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與奠定了漢武反擊匈奴的堅實基礎。

劉邦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他的政治制度和對后世的安排使大漢延續了長達四百余年的中國歷史上最長的統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為后世統治者所沿用劉邦開創的大漢帝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令后世國人景仰與懷念，他本身也另后世眾多的人所懷念歌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