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與隋煬帝楊廣，一個是模范皇帝流芳千古，一個是反面教材遺臭萬年。因為李世民對于唐朝的特殊功績，唐朝人留下來的有關記載與評論99%都是贊揚歌頌，而楊廣被視同亡國之君，身敗名裂，唐朝人留下關于他的記載都是謾罵和攻擊，連隋煬帝這個謚號也是唐朝恩賜的，充滿貶義。本文比較一下兩人的歷史功過，并非多余的事，實際上這兩人可以比較的地方很多，也很發人深省。

在為本朝平定天下方面，李世民戰功赫赫盡人皆知自不必說，楊廣也有平陳的很好的成績單。那時楊廣以晉王身份率軍出征，51.8萬兵馬、50位總管，皆由楊廣統一指揮。軍事行動方面固然有高颎等參謀決斷之功，但楊廣作為統帥的作用恐怕也不能簡單地一筆勾銷。對本朝的戰功，李世民更大。

隋煬帝與突厥啟民可汗一度將雙邊關系提升至蜜月期，直到啟民可汗去世以后，雙方關系惡化。對吐谷渾的征服，使得今天的青海的大部分地區歷史上首次置于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轄之下。唐太宗對東突厥的的戰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頡利可汗被俘，以前臣服于東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為“天可汗”。對高麗，隋煬帝三次勞師遠征，第三次雖然高麗王乞降的結局給隋朝一點面子，但隋朝顯然沒有什么實質性收獲。唐太宗不顧眾多大臣甚至后宮徐惠的批評和反對，堅持征高麗，還是未能取勝。大體說來，兩人對本朝都有開疆拓土的業績，唐太宗的成績更突出。

經營洛陽和修大運河是彼此相關連的兩件事。大運河把以長安為政治中心的中國西部，與舊日北朝的高齊與南朝的陳控制的東部地區緊密聯系起來。中學和大學的教科書上大多強調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樞紐作用，其實這是按照元朝大運河的走向和作用來理解隋唐運河了。在古代農業文明國度里能有隋唐大運河這樣的構思和決策，毫無疑問是十分罕見的，然而又是經濟上交通上極其有效的。唐人有詩贊曰：“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其實就大運河的作用來講，隋朝大運河工程的意義決不會在傳說中大禹治水的功績之下的。“水殿龍舟”的輝煌與奢侈，都不能掩蓋大運河的長久價值。營建東都洛陽，政治上便于控制東方形勢，軍事上兼有防御作用，經濟上結合附近的洛口倉、回洛倉，緩解了朝廷的漕運壓力，為災荒年景里朝廷東遷就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隋煬帝營建洛陽，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從偏處西部的長安向東邊的開封等地轉移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長時段歷史來看，這兩大工程對后代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其正面效益應該超過長城工程。所以說，隋朝修大運河與營建東都洛陽的歷史作用絕對不可低估。這也是隋煬帝心胸遠見的卓越表現，此舉奠定了他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