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始于西漢，早期乃是在上層皇胄貴族階層流行，并伴隨特權階層的倡導而逐漸發展起來，最終融入到中華文化的體系之中。歷史上信佛、好佛、倡佛的帝王將相很多，這里列舉的是與佛門最有淵源的五個。

1蕭衍(梁武帝)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出生于齊皇室家族，自幼博讀經書，“洞達儒玄”。齊竟陵王蕭子良在雞籠山西邸集會名僧居士，講經說法，當時年輕的蕭衍就常游其門下，為子良門下“八友”之一。蕭衍后來廢齊建梁后，極力提倡佛教，且身體力行，使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時達到了鼎盛。

蕭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學說，后皈依了佛門，成為了虔誠的佛門弟子。他曾下詔令全民奉佛，在他的帶動下，梁代王公貴族紛紛仿效，捐資建寺，一時寺院劇增，僅建康(南京)一處就有五百余座，全國則有二千八百余座，較大的寺院往往周宇環繞，延袤數里，有若天宮。唐代詩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便是對京城建康佛教盛況的形象描寫。

除修建寺廟以外，蕭衍還熱衷鑄造佛像、舉辦無遮大會等活動，他曾為證明自己虔誠信仰佛教，還先后四次“舍身”佛寺“為奴”，脫下皇袍，穿起法衣，為僧眾執役，自愿做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每次皆需群臣苦勸，并“以錢億萬奉贖”，于眾僧默許后，方還皇宮。

蕭衍對于漢地佛教的又一重要影響，即明令僧眾禁斷一切肉食，規定破壞此戒者將以僧法、國法處置。難得的是身為天子的梁武帝還身體力行，從此不吃肉、不喝酒，晚年時更是一天只吃一頓，肉食一絲不沾，只吃豆類的湯菜和糙米飯。自此以后，素食便成為漢地佛教生活的一大特色：寺院僧尼一律素食，在家信徒也自覺素食。

梁武帝多才多藝，擅長詩詞歌賦，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著稱，是個典型的文人皇帝。這種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篤信佛教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導致了他急功近利，貿然北伐，最終亡國身死。如同后人對南唐后主李煜的嘆息之語：“作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

2楊堅(隋文帝)

楊堅出生于具有濃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親楊忠就曾營造過佛寺(棲嚴寺)。后魏大統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楊堅誕生于馮翊(今陜西大荔縣)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撫養成人。當楊堅七歲時，智仙曾對他說：“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這種家庭的熏陶和幼時的佛化教育對楊堅的影響應當是非常大的。因此，楊堅即位后，“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

湯用彤先生曾言：“宣、靜二帝之復教，疑實出丞相楊堅之意。故佛法再興，實由隋主也。”由于北周武帝的禁佛政策，隋朝初期的佛教，尤其是在中原，已經面臨存亡問題。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進佛教復興，他也為推進佛教在中國的正式化、國家化、制度化方面出力。

此外，隋文帝在五臺山大建佛寺，使其成為了中國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少林寺曾經一度毀于北周，經隋文帝重建，得以復興。

3武則天(武周皇帝)

如果說楊堅是尼庵里長大的皇帝，武則天則可以稱佛門里走出來的女皇了。她出生官宦之家，14歲那年入宮，當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武則天走出唐宮，來到感業寺，削發為尼。這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眾說紛紜。

不久之后，對其愛慕已久的高宗就將她接回宮內為妃，后又冊封為后，開始參與朝政，直到后來垂簾聽政，以致改國號為周，自立為帝，成為女主。

武則天時期佛像雕塑技藝達到了高峰，龍門石窟就是典型代表。甚至有人猜測，其中最有名的那座盧舍那佛像就是武則天本人。80卷《華嚴經》譯本也是武則天親自作序。武則天奉佛，更多的目的是為自己廣積功德，她個人似乎更偏好道教，從其“玄元皇帝”的封號中大致可知了。

4順治帝

有一個比較流行的傳說，說順治帝因愛妃董氏的病逝而心灰意冷，認為“四大皆空”，無所依戀，便舍棄江山，跑到五臺山上剃度修行。順治是否真正是出家為僧，乃是一個疑團。不過順治好佛，潛心于佛教則是事實。史載順治確實曾在宮中落發，意欲出家，后被勸阻。接著，又特命近侍太監吳良輔作為替身，替他出家，到憫忠寺為僧。

順治佛緣深厚，他曾說：“朕前生的確是僧，今生每常到寺，則低回不能去”。又說：“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放不下，朕于財寶固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覺風云聚散，沒甚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掛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順治算得上是一個至性的佛門皇帝。如他的詩所言“吾本西方一衲子，無奈落入帝王家。”

5雍正

清代前期的幾位皇帝，都和佛教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而雍正無疑是其中佛學功底最為扎實的。

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禛，自號“圓明居士”，另號“破塵居士”，常以出家人自居。其為雍親王時就潛心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被封為親王以后，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臣工，學佛參禪。

雍正三十三歲這年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支香，即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當時章嘉國師評為只是“如針破紙窗，從隙觀天”，勉勵其更求進步。雍正于當年二月“復結制于集云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遂又問證于章嘉國師，章嘉國師認為這“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應該更加勇猛精進。

于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1712)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踏末后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于此章嘉國師稱贊道：“王得大自在矣！”這一年雍正三十四歲，從此雍正自信在禪宗已經就是直透三關的禪者了。

雍正繼位登基以后，于政務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講經傳法。雍正在閱讀《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等禪宗語錄后，于雍正十一年(1733)編選并刊行了最權威的禪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對于振興宗風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雍正帝除了編選講經傳法的語錄，著書立說之外，還大力修繕古剎名寺，比如江南荊溪(今宜興縣)崇恩寺、浙江紹興報恩寺、浙江普陀山都曾在雍正年間得到修繕。同時雍正帝還重用高僧大德，一度重用文覺禪師，在森嚴的紫禁城內為他安排了專門住所，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