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晚明充滿了制度創新，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充滿活力，那么它為何就這樣滅亡了呢？套用當下的一個流行詞，這些創新似乎就像“然并卵”一樣。其實，歷來對明亡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財政上的、軍事上的、氣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種種解釋模式，但在魏陽看來，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崇禎皇帝對訪單和士大夫公論的抵制。

當然，正如魏陽所指出的那樣，訪單制度也是存在一定問題的。清人修《明史》時就認為，訪單會使各個主管部門更容易推卸責任，將原本應該由不同部門承擔的責任推給了整個士大夫群體。而且很多時候，訪單的內容是亂七八糟的，沒法嚴格核實，甚至被用來攻擊敵對官員，被用作政治斗爭的工具。再者，以前升官只要討好上司，現在為了獲得好的輿論評價，必須結交和賄賂更多的官員。據明末的陳子龍觀察，得到一個縣官要花費數百金，當六年縣官要花兩千金賄賂，而到了考察和考選的時候，則要花三四千金;等縣官終于熬成了臺諫，就會再用同樣的方法向下面的縣官索賄。這些錢都是為了賄賂任何有資格填寫訪單意見書的官員。由此，訪單深刻地改變了官場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敗的方式。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訪單確實擴大了政治參與，特別是讓地方士人都能夠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中來。1632年，董其昌就建議擴大訪單發放的范圍，希望將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內。明末的東林派也順著這種擴大政治參與的邏輯，希望讓“地方公論”成為政治決策的依據。黃宗羲則提出讓學校成為地方士人評議、監督政府的機構，顧炎武也認為“庶人之議”應該成為決策的基礎。

然而，崇禎皇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不接受訪單所代表的公論。1639年，他親自考選翰林，專門挑選為公論所不容的候選人。明末的士人批評崇禎選官喜歡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訪單和會推。由此可見，崇禎破壞了晚明官僚體制的運行規則和集體決策的趨勢，加劇了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壓制了政治參與。所以，在魏陽看來，明亡當然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禎對訪單和公論的抵制不能不說也是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年剛去世的漢學家孔飛力認為，明末以來的政治控制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張力，而這種張力是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重要的結構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創新和思想遺產所代表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也不斷浮現。魏陽舉了馮桂芬的例子：在思考憲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時，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希望從晚明歷史中尋找本土憲政實踐的思想和制度資源。因此馮桂芬提出的建議完全體現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數量原則。

講座的最后，魏陽總結說，當我們反思晚明時，訪單和類似的制度創新所代表的對政治參與的訴求，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對這些明代的制度遺產和思想資源的重視，標志著中國歷史研究的一種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絕用單一的歐洲標準來評價中國歷史，而是細致入微地去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本土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