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所倚賴者，文字也。為他人寫序作傳，當然要收取潤筆之資，寫墓志銘，一般用不著自己開口，主家也要及時奉上，為的是能多收獲些美言。

韓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寫墓志銘，他的“諛墓”收入很豐厚。韓愈寫了一篇《平淮西碑》，唐憲宗將這文章的一塊石刻賞賜給韓弘，他將功勞記在大將韓弘身上，對李愬輕描淡寫。韓弘自然大喜過望，當即拿出500匹絹相贈。據(jù)考證，那時一匹絹值200文，一斗大米值13文，韓弘給韓愈的“潤筆”費大致相當于7690斗米。當時的一斗米折合現(xiàn)在的重量約為13斤，現(xiàn)在買13斤普通大米大約需要26元。

明代曹臣的《舌華錄·譏語》里記載了一個故事，大概是說有人借了韓吏部的銀子，卻并不還他，并稱他的這許多錢財為“諛墓中人得耳”。因此，理直氣壯地不僅不還，還認為自己拿了錢財還是應該的。言外之意，還嫌拿少了。

北宋的司馬光曾在《顏樂亭頌》一文指出，韓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韓愈受金為人撰寫碑文之事，稍后的劉禹錫在韓愈去世后紀念他的《祭韓吏部文》中，透露了韓愈的潤筆收入：“三十余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所謂一字千金，不過如此。

唐朝時，“長安中爭為碑志，若市買然。”富貴人物或者寺廟的墓志、碑文，不僅要求名家文字，還要求名家書法。當時，收入最巨的可謂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戶部員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職，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在碑文市場上春風得意、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一生窮困潦倒的詩人杜甫有一首《贈秘書監(jiān)江夏李公邕》寫道：“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所謂罽，乃細密毛織物，與錦常并稱，一張價值幾萬。在杜甫的描寫中，李邕的潤筆顧客盈門，商品式的碑文掛滿四壁，金銀財寶、珍品奇物等潤筆物滿屋。

白居易跟元稹結交數(shù)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后，其家人請白居易撰寫墓志銘。寫好之后，元稹家要饋贈白居易奴仆、車馬、綾羅綢緞以及銀制馬鞍、玉帶等物，價值六七十萬錢。白居易極力拒絕，但元稹家人幾次三番給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來，然后再轉贈給了一座寺廟。

唐文宗時，撰寫墓志銘一度成了長安文人的一個職業(yè)，同行之間還存在激烈競爭，每有大官去世，其門前必定擠滿爭寫墓志銘的家伙，吵吵嚷嚷跟趕集似的，為了及時獲取情報，他們還在棺材鋪注了冊(錄名于兇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鋪就趕緊通知他們，以便早先一步搶到墓志銘的撰寫權。

袁枚經(jīng)濟收入的來源之一是潤筆費。由于袁枚名聲在外，時常有富戶為一篇墓志銘而送千金者。除了寫墓志銘外，幫人題跋作序也是袁枚的生財之道。揚州有安姓的巨富，刻了一部書，以兩千金的價格請袁枚題跋。《清史稿·袁枚傳》載，袁枚所著《隨園集》有三十余種，上自公卿王侯，下至市井小販，皆知其名，甚至海外也有慕名來求其書者。高麗使臣團來中國時，偶爾讀到袁枚的詩集，無不為之傾倒，便購買了數(shù)十部回國贈人。此后高麗來中國以高價購買袁枚書集者絡繹不絕，袁枚的書一時洛陽紙貴。

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的時候，一次因為興建近代事業(yè)缺錢，就打起了潤筆的主意。有個富豪的父親生前名聲極差，為了粉飾父親的生平，更為了“漂白”父親的惡行，他就迫切想讓張之洞出面為父親寫個墓志銘。有個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誰還敢說父親的壞話？張之洞還真寫了。不過，張之洞按照一個字一千兩的價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筆潤筆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