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間，官員的貪污現象已相當嚴重，一些大權在握的大官僚肆無忌憚地貪污公款，收受賄賂，如滿族大臣索額圖、明珠，漢族大臣徐乾學兄弟、高士奇等。當時的民謠說：“九天供賦歸東海(徐乾學)，萬國金珠獻澹人(高士奇)。”康熙皇帝也覺察到情況的嚴重，曾經懲辦了一批貪官，還大力表揚于成龍、張伯行、張鵬翮等一批廉官，作為各級官員的榜樣。但康熙漸漸發現不但貪污無法肅清，就連自己樹的廉潔典型也并不真是兩袖清風，像張鵬翮在山東兗州當官時就曾收受過別人的財物;張伯行喜歡刻書，每部至少得花上千兩銀子，光靠官俸無論如何是刻不了的。

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濟，不僅不再致力于肅貪，反而認為“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此論一出，各級官員自然更加無所顧忌了。

雍正皇帝繼位后，決心改革積弊，打擊貪污，整頓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內補足國庫的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繼位不過40天的皇帝并沒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氣下了11道詔書，申明官僚職掌及為官之道，歷數官場積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嚴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懲治官員犯罪，追補虧空，清查錢糧。

主管錢糧的戶部被列為清查重點，結果很快查出戶部歷年實際虧空白銀250萬兩。在清查中央各部的同時，雍正也責令各省大張旗鼓地開展對錢糧的清理，要求上至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將軍，下至道、府、州、縣正印官及參將、游擊等武職官員，不分滿漢，一律清查，徇私之官與貪者同罪。

一時之間，各地大員因虧空革職、查封家產者比比皆是，僅雍正元年一年里，被查處的地方官即達數百之多。雍正二年，閩浙總督滿保奏稱：“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湖南巡撫魏廷珍亦奏一省屬員“參劾已大半”，而直隸全省官員原任者更寥寥無幾。

實際上，終雍正一朝，這樣的官場風暴幾乎一天都未停止過，且懲處越來越嚴厲。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直隸總督李衛說，全省府廳州縣官員，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數，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職的人太多了。

雍正對地方貪腐官員大范圍的革職追補、籍沒家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震動。一些對時政不滿的人有“朝廷重聚斂而懲盜臣”之說，民間更議論雍正帝“好抄人家產”，連市井斗牌也流行所謂“抄家和”的打法。

面對非議，雍正帝不為所動。他說，這不過是“貪贓犯法之徒，畏懼抄沒參劾，是以造作此語傳播遠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

自雍正三年起，雍正帝對貪腐之官繼續窮追不舍，在抄家籍沒之外，又加上嚴刑誅戮。規定凡侵欺錢糧白銀一千兩以上者，照監守自盜律處斬，貪污軍餉者一律處斬，不準特赦。

從雍正元年到九年，對全國各省的錢糧清理行動規模之大、波及之廣，在整個清代也是絕無僅有的。期間先后清理了戶部和各府寺監的庫存，地方府州縣的錢糧，處理懲治了幾千名貪官污吏。

雍正鐵面肅貪除惡務盡，他曾言：“絲毫看不得礙于情面，務必嚴加查處。把貪官追得水盡山窮，叫他子孫后代也做個窮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范，均因貪污、受賄、虧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殺。雍正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算賬。雍正說：“這些人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借死保住財產，讓子孫后代享用，這是萬萬不行的。”

雍正年間聲勢浩大且窮根究底的懲治貪腐行動，基本清除了康熙朝后期的腐敗弊病，對官場侵貪的積習，給予了沉重打擊，一舉刷新了大清朝的吏治。而追補虧空的直接財政效果也相當明顯：至雍正末年(1735年前)，戶部銀庫積蓄多至6000余萬兩，是康熙后期國庫存銀的八倍多。當時記載稱“倉庾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余年之用”，國家財政窘迫的狀況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若無雍正整飭，滿清恐早衰亡。”日本史學研究者佐伯治如是評價雍正。后世評論“雍正一朝無官不清”。也許這種說法夸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