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風依然料峭，尤其是在紐約哈德遜河的入海口。

我和所有的人一樣，裹緊了冬衣，戴上了帽子。能在寒風中依然挺拔矗立的，只有她——一手拿著獨立宣言、一手高擎著火炬的自由女神。

她一直這樣站立著，迎接著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這群人中，曾有一個來自中國的老人，他的名字就叫李鴻章。

李鴻章當然不知道，他眼前這座巨大的雕像，后來被中國人稱為“自由女神”。“女神”一詞，是中文里特別加上的，令這座雕像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其英文原文(Statueof Liberty，自由雕像)，而被賦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這或許是中國人對這座雕像的獨特貢獻。

李鴻章只知道，這座雕像叫“自主女神”。在他抵達紐約前的10年(1886年)，出使美國的張蔭桓，在日記中記載道：“西人謀事至深遠矣。此為法國贈美國自主之像，當華盛頓叛英時，法實為之助。”

很長時間里，“自由”一詞在大清國雖然算不上敏感詞，但卻乏人運用。黃遵憲對這個詞的解釋是：“人各有身，身各自由，為上者不能壓抑之、束縛之也。”而嚴復(fù)則更是一針見血：“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在見到紐約的自由女神之前，李鴻章已經(jīng)訪問了自由女神的娘家法蘭西，并在那里第一次切身經(jīng)歷了“自由”。

“目無君父”的共和國

1896年7月14日，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慶。在這個法國人砍下自己君主頭顱的紀念日，李鴻章這位來自世界上最古老、龐大、腐朽的君主國最有勢力的官僚，卻受到了法蘭西公民們(不是“臣民”)的熱烈歡迎。

李鴻章在這一天覲見了法國總統(tǒng)富爾，并參加了閱兵式和塞納河上的焰火晚會。

從7月13日到8月2日，李鴻章在法國整整停留了21天，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成為法國報刊追蹤的焦點，甚至連發(fā)行量超過百萬的法國第一大報、也是歐洲第一家日報的LePetitJournal，在7月20日用頭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李鴻章身著黃馬褂的大幅彩色畫像。縱覽這家報紙直到1944年停刊為止的全部歷史，除了歐洲的君主們以外，以個人肖像、尤其是一個東方人的個人肖像作為封面人物，僅此一次。

實地考察這樣一個沒有君主的共和國，對于李鴻章、乃至他的使團中的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還是相當新鮮和震撼的。在李鴻章子侄輩編撰、并由其親自審閱的《李傅相游歷各國日記》中，記錄了7月16日法國總統(tǒng)在愛麗舍宮(舊譯“一粒西宮”)為李鴻章舉行的歡迎晚會。大清代表團驚詫地發(fā)現(xiàn)總統(tǒng)與其本國臣民也行賓主禮，而不是臣禮，看上去自貶身價，卻“人卒無敢戲渝也者，情與義交盡也”，這樣的官民關(guān)系遠比大清來得“魚水情深”。

在李鴻章到訪之前的7月8日，法國國會專門討論了大清代表團的接待規(guī)格問題，最后確認采用高規(guī)格，并撥出公款為大清代表團租賃豪華賓館。法國有媒體在事后對此表示質(zhì)疑，認為接待李鴻章耗費了上百萬法郎的民脂民膏，是對納稅人的褻瀆。法國政府無奈，只好在報章上公布了所有細賬，總價不超過8萬法郎，只相當于白銀2萬兩，這才令輿論平息。相信大清代表團應(yīng)該注意到了這些爭議，但歷史資料沒能記錄下李鴻章對法國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弱勢”和謹小慎微的觀感。

對于這種“目無君父”的共和國，中國人甚至還沒有準備好足夠的詞匯去描寫。在當年的中文資料中，法國總統(tǒng)就任前的住所被稱為“潛邸”，甚至數(shù)十年后，一些皇家專用的詞匯，如“萬歲”等，也還被原樣地套在改穿中山裝或西服的新元首。

但當年，有一個詞卻已經(jīng)破天荒地開始運用：“民主”，即“民選之主”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以君為主”的“君主”的總統(tǒng)們。這一詞匯，運用并不長久，而終被“總統(tǒng)”所替代，或許因為“總統(tǒng)”一詞更能反映強人們“為民作主”“總而統(tǒng)之”、而非“民選之主”的愿望？

“李民主”、“李總統(tǒng)”

李鴻章在這與“共和”親密接觸的21天時間內(nèi)，除了官民關(guān)系外，他似乎并沒有感到法蘭西與俄、德那樣的君主國家有什么區(qū)別：在大清的巨大購買力前，共和國和君主國都同樣對李鴻章敞開了大門，政治理念在國家利益面前，無非是個婢女而已。在李鴻章的經(jīng)驗中，列強所加諸在中國身上的欺凌，與列強的國家體制、意識形態(tài)毫無關(guān)系，在壓榨中國方面，列強們?nèi)巳似降取?/p>

與訪問俄、德不同的是，在這21天中，李鴻章足足安排了6天時間，參觀銀行、報社、織綢廠、提花廠、煤礦鐵礦等，是本次出訪中對民生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最為密集的考察。在出訪其他國家時多為重點考察對象的軍火企業(yè)，倒在法國之行中成為配角。有研究者認為，在李鴻章眼中，法國的軍事能力實在是稀松得狠，十多年前的中法戰(zhàn)爭，法國在軍事上絲毫也沒有占有優(yōu)勢。到了“民主”統(tǒng)治下的共和國，多看看民生產(chǎn)業(yè)，倒也符合共和國的定位。

盡管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李鴻章對法蘭西那樣的共和國的直接評價，但在出訪前一年(1895年)，李鴻章在為李提摩太譯作《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作序時，卻極為大膽地寫道：

“我邦自炎農(nóng)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贏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甚至認為，“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賢莫測之理，郁瀉勃然而大發(fā)，非常于今日，殆將復(fù)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

這樣的觀點，顯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國政治正確的主旋律，卻是李鴻章一生中難得表露出來的思想閃電和理論鋒芒。

再看看李鴻章隨后在另一個共和國美國，面對新聞界所發(fā)表的大量言論，尺度相當開放，完全是一個世界大勢了然于胸的達者。梁啟超日后所謂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題發(fā)揮，便是純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鴻章的“勁氣內(nèi)斂”(曾國藩的評語)所蒙蔽？

李鴻章曾經(jīng)離最高權(quán)力、包括成為中國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遙。中俄伊犁之戰(zhàn)時，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動他“黃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義和團運動中，遠在南國的李鴻章再度被國內(nèi)外多種勢力看好，紛紛鼓動他搞獨立，乃至建立共和國。梁啟超分析說：“當是時，為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下也。”但他認為，李鴻章并不具備“非常之學(xué)識、非常之氣魄”敢于自立，并為此對李鴻章冷嘲熱諷。

在梁氏這樣將反政府作為飯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罷，歸根到底還是要奪權(quán)，甚至成了奪權(quán)的手段和旗號。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總統(tǒng)”，則或許在他的筆下又成了袁世凱一般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了。

拒登埃菲爾塔

甲午戰(zhàn)爭后，在左派、右派爭論著中國走帝制還是共和時，最有發(fā)言分量的李鴻章，卻對這個無聊問題不爭論，成為一個左右逢源或者說左右為難的實干派，真正成了孤臨秋風、獨舞寶劍的孤臣。

實干是艱難的。在法期間，李鴻章參觀了巴黎大銀行，并與銀行的總辦就貸款與國家信用的問題，有一段看似閑扯實則意味深長的對話。

李鴻章問：“中國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國從貴銀行借款，有抵押嗎？”

總辦說：“沒有。”

李鴻章就說：“那不是對中國不信任嗎？”

總辦解釋說：“不是我們對中國不信任，而是這樣的貸款都要發(fā)行債券去籌集，法國人如不能信任，則債券無人購買，款就難以籌齊了。”這等于說：不是銀行、而是法國的投資人對大清不信任。

文獻的記載是李鴻章一笑而過，這一笑，該是會心的苦笑。其實，大清所借的洋債，大部分的利息并不很高，但因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務(wù)運作多是黑箱進行，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被當做國家機密，老外們實在沒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為透明、且掌握在洋干部們手中的海關(guān)關(guān)稅，是最受歡迎的抵押品。而諸如厘金等國內(nèi)外公認的苛政，卻又因被作為某些貸款的抵押品，而最后影響到了其改革。李鴻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還能做什么呢？

法國外交部宴請李鴻章的地方，選在了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主人向李鴻章介紹，這是1889年為了紀念共和勝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請李鴻章可以更上一層樓。其時，該塔內(nèi)已經(jīng)安裝電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鴻章還是謝絕了，其原因已成歷史之謎。或許，李鴻章這樣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層樓之后，從這個共和國的高處，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