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歷史上有一位最沒爭議的忠臣，卻因為卷入兩兄弟爭奪皇位的陰謀之中，而被殘害致死，他就是于謙。明英宗朱祁鎮(zhèn)因“土木堡之變”失去皇位，后歷經(jīng)曲折返回大明后，卻被弟弟景泰帝朱祁鈺軟禁在南宮，過上了被囚禁的太上皇生活。應(yīng)該說哥倆的矛盾，至此已完全暴露在人們面前。

哥哥犯了誤國害民的大錯，弟弟領(lǐng)導(dǎo)于謙等大臣力挽狂瀾，救了哥哥一命;哥哥回家，弟弟幽禁哥哥七年，哥哥與一般奸臣小人，趁弟弟病重發(fā)動政變，哥哥又反過來幽禁弟弟。明英宗和景泰帝這哥倆為了皇權(quán)搞得親情全無，卻唯獨苦了于謙等一般忠心為大明江山保駕護航的大臣。

細究于謙等人在“奪門之變”后被處死的責任完全在明英宗身上，一系列事件的根子“土木堡之變”的責任也在明英宗身上，因此，從這角度來說，明英宗無疑是一個歷史罪人，他先禍害國家，繼而禍害自家，最后又禍害忠臣。

如果說“土木堡之變”，明英宗是因為年少不能做主，被太監(jiān)王振忽悠，才干出御駕親征的荒唐事，還算情有可原，但是他殺于謙、害弟弟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原諒的了。作為一個經(jīng)歷坎坷，飽經(jīng)滄桑的太上皇，他應(yīng)該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可偏偏這位朱祁鎮(zhèn)先生是一位“只磨練不成長”的蠢材。

分析一下他在“奪門之變”后的表現(xiàn)和作為，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當時至少犯了三個錯誤：一是對擁立自己復(fù)位的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投機政客，他缺乏清楚準確的認識;二是對曾經(jīng)擁立其弟弟登基的于謙、王文等忠臣，他缺乏公正的判決和獨立的立場;三是對重病纏身且無后的弟弟，他缺乏寬宥之心和長遠謀劃。

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投機政客，之所以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搞出這場“奪門之變”，他們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謀得擁立奇功，換得榮華富貴，為的是私利，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幾個人的確不是好餅。政變之初，明英宗的確需要與他們合作，利用他們的力量復(fù)位，但形勢穩(wěn)定之后，他就該仔細謀劃與這些小人的利益分割問題，謀求既能穩(wěn)定地位又能互相牽制的效果。

于謙、王文等一干景泰時期為穩(wěn)定大明江山出力的忠臣，當初之所以擁立景泰帝朱祁鈺頂替明英宗的位置，那是為了保證大明江山的穩(wěn)定，為了抗擊蒙古的侵略部隊，他們的目的是保家衛(wèi)國，出自公心，他們生前的所作所為已充分證明這些。英宗回來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實在與這些功臣無關(guān)，即使英宗復(fù)位后覺得這些忠臣暫時不能直接任用，也不必非得處死，最多搞個免職流放也就可以了，何必做此絕事留下千古罵名和無數(shù)人的哀鳴嘆惋呢？

弟弟朱祁鈺在“土木堡之變”后，能夠勇敢地繼承皇位，也是冒了極大的政治風險，后來他能獲得坐穩(wěn)皇位的機會，多半也是他和大臣們共同努力奮斗的結(jié)果，幽禁英宗于南宮和廢掉太子朱見深雖然有錯，但卻沒有把事做絕。畢竟他幽禁英宗那的幾年，若想加害英宗還是很容易的，至于小太子朱見深的性命更可以輕易加害，但是朱祁鈺并沒有害死他們，可見其心不惡。廢其帝位貶為郕王也就夠了，何必又給他定一個“戾”的惡謚，稱為“郕戾王”加以侮辱呢？這豈不是只能表明自己很小氣，沒有容人之量嗎？

愚蠢狹隘的朱祁鎮(zhèn)將自己的私欲凌駕于國家之上，一生所為，除了幾件蠢事，沒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利國利民的好事，唯一可以書上一筆的，就是他廢除了“皇帝死，后宮殉葬”的殘酷傳統(tǒng)。殺害一心為大明鞠躬盡瘁的于謙，令他臨死時無論再怎樣發(fā)善心，做善事也不能彌補他所犯下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