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是統治者的開明。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說，(宋代)“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在平民社會，君主的個人價值取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影響更為直接。

雖然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腦筋動到極致，但是趙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個自私、冷酷的人。事實上，“開明專制者”這個詞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適合不過了。他的審時度勢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歷代皇帝當中除唐太宗外無人能及。

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歷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宋人在懷念趙匡胤時，最常提到的是他對文臣特別優禮：“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

宋代皇帝們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著謙遜的傳統。有一次，名臣程顥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才問題。宋神宗說，現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見也。”程顥一聽大不高興，當場指責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您怎么敢這么輕視天下讀書人？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書》卷7)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學問時，則明確承認：“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系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酉)這既說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說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態。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過這樣幾個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于理有違，竟當著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詔燒掉了，并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宋史》卷282《李沆傳》)

北宋名臣韓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時，曾經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長編》卷263，熙寧八年閏四月己酉)儼然以皇帝的恩人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在場的大臣，居然都不認為這是跋扈之舉。

在這種尊重文臣的氛圍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議制度，即集體決策制，就是遇到重大問題，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量解決，皇帝雖然手握全權，并不乾綱獨斷。有的決策，朝廷甚至會邀請平民參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聽證會。比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宋史》卷267《陳恕傳》)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