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窮苦的杜甫，是詩人杜甫通過詩歌塑造出來的自傳體文學形象;他真實的人生其實并沒那么窮苦。至少，杜甫的一生，比貌似瀟灑、飄逸的李白，要好過很多！

唐宋以來，很多人都把杜甫當作受苦受難的典型，以為他大半生都處于饑寒交迫狀態。刻畫在人們腦海中的杜甫，無不是一個苦大仇深、窮愁潦倒的清癯老人的形象。這種認識和形象，跟實際情況大相徑庭。歷史上的杜甫，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窮苦。

杜甫的后半生，跟妻子兒女分居兩地，一家人為逃難翻山越嶺的苦頭是吃了不少，但真正瀕臨絕境，說得上饑寒交迫的，其實只有同谷時期。華州棄官之后，杜甫舉家遷往秦州。初到秦州，杜甫一家居住在東柯谷。大概由于原先承諾能給予幫助的侄子杜佐，不能踐諾，杜甫的西枝村草堂未能建成。不久，恰好有在同谷縣為官的親友來信相邀。于是，翻山越嶺，又舉家遷往同谷。不料，同谷的情況比秦州要糟糕得多。杜甫竟然落到須于寒冷的深秋親自跑到山上撿拾橡果、栗子，穿著單薄的衣衫，扛著鋤頭在雪地里尋找黃獨(山芋之類)，挖不到黃獨，全家都得挨餓。

不過，同谷的悲慘生活沒滿一個月，杜甫一家就踏上了前往成都的道路。

杜甫一生其它時間的生活，雖然詩文中屢見訴苦哭窮的語句和片段。但實際上還是過得去的。訴苦哭窮，不排除杜甫出于謀求仕進需要的夸張成分，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表現形式之一。換言之，這種窮苦，基本上是仕途坎坷、人生理想難以實現的困厄、苦惱，而不是物質生活的貧窮、凄苦。

三十五歲到長安謀求仕進之前，因為父親健在，還有親戚照拂，杜甫先后暢游吳越，跟蘇源明等放蕩齊趙之間，跟李白同游齊魯，跟李白、高適相約游梁宋……對于其中“放蕩齊趙”前后十年的生活情形，杜甫曾在《壯游》一詩中做了生動的描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靑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云雪岡。”顯然，杜甫靑少年時期過的是無憂無慮、富裕快活的公子哥的日子！

在長安追求仕進的十年，被學者們稱為“困守長安”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文作品，有不少訴苦哭窮的語句和片段。但我認為，這些語句和片段都不能坐實了看。因為，都可能含有杜甫自鳴悲苦以期打動他人惻隱之心、謀取功名踏上仕途的意圖。須知，杜甫是官宦子弟，母親出自唐朝望族清河崔氏，他的眾多親戚、妻族都是官宦人家。另外，《曲江三章》其三有“杜曲幸有桑麻田”之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便下襄陽下洛陽”句下自注云“余有田園在東京”，《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有“兩京猶薄產”之句。可見，杜家是有多處產業的。國家太平時期，杜甫一家靠收租生活，完全不成問題。

成都時期，先后有裴冕、高適、嚴武等地方高官的資助;夔州時期，又得到都督柏茂琳的大力資助;由四川至湖南的遷徙路上，又有若干為官親友的資助與接待;杜甫一家“漂泊西南”的十年(760—770)，過的無疑是“地主階級”的日子。成都草堂，杜甫能種那么多竹木、果樹，土地面積不會太小;在幕府擔任參軍，當有薪水可領。

在夔州瀼西，杜甫得到的住宅，附有果園四十畝;在江北東屯，又有稻田若干頃(公田一百頃的說法未必可靠);夔州時期，有伯夷、辛秀、信行、阿段、阿稽等好幾個當地土著“隸人”為其所用。所有這些，杜甫詩歌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漂泊西南”期間，也有朋友接濟不周的時候，性情剛直的詩人對這種依靠親友的生活，也并不心甘情愿。但是，人生天地間，誰的日子能是事事如意、年年富足、天天愜意的呢？生逢亂世，像杜甫那樣，一路之上都有人資助照顧，可以處處為家，也堪稱左右逢源了。

我認為，窮苦的杜甫，是詩人杜甫通過詩歌塑造出來的自傳體文學形象;他真實的人生其實并沒那么窮苦。至少，杜甫的一生，比貌似瀟灑、飄逸的李白，要好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