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武功，關羽為后世稱頌的，便是他對劉備的忠誠。從桃園結義開始，對劉備不離不棄，《三國志·蜀書·關羽傳》稱之為“隨其周旋，不避艱險”。

其中“屯土山約三事”“掛印封金”護送嫂子“千里走單騎”直至最后敗走麥城寧死不降吳都體現了為人臣的忠心耿耿。實際上，關羽身份被抬高與歷朝歷代統治者對其“忠誠”的推崇有關，歷代君王都會賜關羽封號，借此宣揚忠君思想，有益于對下屬乃至百姓的統治。

中國古代名將成千上萬，關羽作為一個兵敗身死的武將最后卻被尊為“武圣”，靠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是其自身體現出的“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美德。從武將、忠臣、義士、財神到“關圣帝君”，關羽的文化符號逐漸升級，遵循著“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神化軌跡。自三國時代起，官方的宣揚與民間的崇拜使“關公”成為歷代文人創(chuàng)作的最佳原型，千秋萬代履行著中華民族道德先驅與文化榜樣的職責。

歷史上關羽文字記載不多，《三國志》曾評“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后世流傳無數經典戰(zhàn)役，包括“溫酒斬華雄”“斬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等等，實際上其中大部分是《三國演義》“移花接木”或虛構而來。民間也認為“呂布、馬超、典韋”武藝都在關羽之上，后世以其為武將標志，主要是因為書中把他描繪為文武兼?zhèn)洌巧贁的塥氉枣?zhèn)守一方的大將。劉備稱漢中王時，拜關羽為前將軍，總領荊州;關羽死后，由后主劉禪追謚“壯繆侯”。

除了武功，關羽為后世稱頌的，便是他對劉備的忠誠。從桃園結義開始，對劉備不離不棄，《三國志·蜀書·關羽傳》稱之為“隨其周旋，不避艱險”。

其中“屯土山約三事”“掛印封金”護送嫂子“千里走單騎”直至最后敗走麥城寧死不降吳都體現了為人臣的忠心耿耿。實際上，關羽身份被抬高與歷朝歷代統治者對其“忠誠”的推崇有關，歷代君王都會賜關羽封號，借此宣揚忠君思想，有益于對下屬乃至百姓的統治。

忠臣之外，關羽更為普通人敬仰的是超越政治的“講義氣”。曹操曾贊“云長真義士也！”，他用盡金銀女色爵位均不能打動關羽“降曹”，關羽曾嘆道：“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如此做法使曹操不但沒有怨恨關羽，反而認為其有仁有義，更加器重他。此后，關羽為曹操斬顏良誅文丑，最終還在華容道冒違軍令狀殺頭之罪，放走曹操，有恩必報的態(tài)度使其忠義形象深入民心，其“義舉”也恰好符合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的信條。

人們喜歡以高大的雕像歌頌英雄，在河南許昌，就坐落著一尊全球最大的關羽石雕塑像，該塑像高26米，重量超過3000噸。而在去年，中央美院學生畢橫在京展示他的畢業(yè)作，以解放車部件拼湊出9.7米高的關公像。這兩尊傳統和后現代雕塑的碰撞，凸顯大眾無論在任何時代都不缺少對英雄的敬仰。

關羽的形象經過文藝作品與統治階級的一步步“加工”，逐漸成為仁義智勇禮信的化身，“關帝廟”自宋代開始在民間日趨增多，因民間流傳關公保佑衛(wèi)盡忠盡義之人，而這樣的信條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人們必備的美德，所以儒釋道等宗教均將其作為神靈供奉，沒有信仰沖突，關公的形象更加顯赫。

除了原先供奉關公的軍人、武師外，其他不相干的行業(yè)也推崇關羽。其中，商人以拜關羽像昭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遵義守信不背叛承諾。此外，據稱關公像朝向大門，既可招財進屋，又可鎮(zhèn)守門戶，阻擋外邪。日久經后人神化，漸有“武財神”之名(歷史上有武財神趙公明關云長，文財神范蠡比干)。關羽在成為“財神”前，更傾向于是統治階級、軍人好漢、知識分子崇拜的對象，在其宗教化與財神化后，才更貼近普通百姓，歷久不衰。

綜合以上身份，關羽文化符號的演變遵循著“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過程，經歷代朝廷褒封，至明神宗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封其為“單刀伏魔、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正式成為“關圣帝君”。清朝，光緒皇帝奉其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大帝”，成為與“文圣”孔子齊名的“武圣”。統治階級如此推崇，民間關帝廟愈加興盛，至今兩岸三地，海外華僑，整個東南亞乃至西方國家均存在對關公的膜拜。關羽因凝聚著勇、忠、仁、義、禮、智、信等倫理美德，儼然成為了最重要的中華文化符號。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德威克曾表示，“我尊敬這位大神，他的仁、義、智、勇直到現在仍有意義，仁就是愛心，義就是信譽，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難。如果人人都像關公一樣，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