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文質彬彬的理學家，城府很深，克己復禮的功夫堪稱一流;左宗棠是武健書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會作假，也不愿作假，高興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這兩人一寒一熱，一卑一亢，一個“以學問自斂抑，議外交常持和節”，一個“鋒穎凜凜向敵矣”，兩種類型截然相反，甚至有點冰炭不同爐。

左宗棠極受時人推重，潘祖蔭甚至在奏折中引用過民諺，“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可見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輕。左宗棠三十八歲出山，曾國藩對他有薦起之功，兩人淵源不淺。平定江南時，左宗棠率楚軍屢建奇功，在軍事上襄贊曾國藩，對后者助益極大，曾國藩也對左宗棠屢加褒獎和不斷舉薦。

有一次，曾國藩巡視各軍，發現左宗棠的行軍帳幕狹小，就吩咐后勤人員特制兩個大帳幕，送給左宗棠，可謂關懷備至。無奈兩人的性情太不合轍，曾公陰柔，左公陽剛，處理各類事務的方式自然迥異，曾公喜歡慢工出細活，左公喜歡快刀斬亂麻，因此兩人經常鑼不對鼓，板不合腔。

曾國藩是理學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調侃，拋出上聯：“季子才高，與人意見時相左。”將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莊于諧，既切事，又達意，略無雕琢，渾然天成。武健書生左宗棠哪受得了這一“惡補”？他很有點惱羞成怒，決意在氣勢上凌轢對方，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出下聯：“藩臣輔國，問伊經濟又何曾？”他也將曾國藩的名(國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語合璧，恰成一副絕對。曾公措詞謔而不虐，左公用語負氣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國藩與左宗棠構隙，不在轉戰江南時，而在攻破江寧(南京)后。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經死于亂軍之中，江南戰事即將結束。可是沒過多久，太平軍殘部竄入湖州，左宗棠偵悉洪福瑱仍為軍中在職領袖，于是密疏奏報朝廷。曾國藩聽聞這一消息后，懷疑左宗棠別有居心，因此十分惱怒，騰章加以駁斥，說左宗棠夸大其詞，有故意邀功請賞之嫌;此時，閩浙總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又豈肯無辜受責？他具疏自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欺君罔上。這樣一折騰，事情就鬧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際，也不好出面評判誰是誰非，干脆降諭旨兩相調解。

曾、左二巨頭公然反目，一些小人樂觀其爭，好從中漁利，故而調和者少，挑撥者多，儼然形成兩大水火不容的敵壘，矛盾越積越深，死結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終被江西巡撫沈葆楨捕殺，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軍算是完了，曾國藩、左宗棠之間的恩怨卻還沒完。

曾國藩晚年對人說：“我平生最講求的就是‘誠信’二字，他居然罵我欺君，我還能不耿耿于懷！”不開心歸不開心，不愜意歸不愜意，真要說到“公忠體國”這一點上，曾國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當年，有人從西北邊陲考察歸來，與曾國藩談及左宗棠治軍施政，事事雷厲風行，卓見成效，曾國藩由衷佩服，擊案贊嘆道：“當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僅我難以為繼，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這副擔子。你說是朝端無兩，我認為是天下第一！”曾國藩說這話，的確有過人的雅量和誠懇，不是故意擺出高姿態。

大學者王闿運于同治十年(1871)游歷于江淮之間，其年九月路過清江浦，巧遇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巡視船。久別重逢，賓主相見甚歡，一同看戲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過年》。王闿運猜道：“這出戲肯定是中堂點的。”曾國藩問他何以見得。王闿運說：“當初(你)剛起兵時就想唱。”曾國藩聞言大笑。俗話說，“王小二過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國藩剛樹立湘軍大纛時，屢遭敗績，困窘不堪，年年難過年年過;如今垂垂老矣，身體和心境逐年頹落。礙于這兩層意思，誰還敢在曾國藩面前哪壺不開提哪壺？趁著曾國藩神色歡愉，王闿運建議他與左宗棠捐棄前嫌宿怨，重修舊好，原本只是一場誤會嘛，又何苦長期失和？曾國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樓頭，我如何攀談？”其實，曾國藩心氣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們天各一方，無由相見。

曾國藩與左宗棠為一時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個性太強，圭角畢張，鋒棱嶄露，對一切睥睨視之。他予智予雄，縱然心下敬重曾國藩，也不肯掛在口頭。不錯，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國藩能夠與他相提并論。英雄的孤獨，其極端形式表現為：對手死了，比朋友死了還可悲。因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廣交，相頡頏的對手卻不可多得，有時甚至會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我”的程度，所以對手一旦撒手塵寰，他的“劍”就將束之高閣，從此無所指，無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頭的火色也會隨之暗淡。

曾國藩棄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誼，頗為傷感，他在家書中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游情誼也難恝然也。已致賻四百金。”他還特制挽聯一副，剖白心跡：“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足見兩人早年寶貴的交誼，雖然中途擱淺，卻并未棄置和斷絕。

粗略看一看曾國藩和左宗棠之間的交誼始末，我不禁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傷，那道“創口”就很難愈合。爭來爭去，爭些什么呢？無非爭口閑氣。曾國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進一步山窮水盡，各退一步海闊天空，你健康我快樂才好，可是他們都靜等著對方先伸出橄欖枝，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遺憾。硬要等到其中一個死了，另一個再用挽聯挽詩致敬志哀說好說歹，此時亮出高姿態低姿態，教明眼人看著，已很難認同。

曾國藩與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舊情，有所補救，還不算抱恨終天。北宋大臣韓琦與富弼，均為一代名賢，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幫，后因政見偶然不合，竟至于絕交，彼此不相往來。韓琦去世了，富弼也沒去吊唁，如此鐵石心腸，你說說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認為：曾國藩與左宗棠鬧別扭是暗中默契唱雙簧，左宗棠以塞防為急，李鴻章以海防為先，兩人意見不合，勢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漢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滿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須將屢試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這番高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測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場高層，彼此很難精誠團結，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圈子和幫派，誰肯服誰的氣？何況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準了一個“理”字，就絕不管自己的言行會不會深度傷害到對方。因此我并不認同“曾、左二公唱雙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