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文天祥傳》記載了他模棱兩可的話：“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其中暗示，他有歸隱故鄉當道士(黃冠)，甚至將來做元朝顧問的念頭。

英雄面對死亡也會有怯懦。電影《勇敢的心》中，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士臨刑前高呼“自由”，但是在臨刑離開囚室前，他卻對上帝祈禱，希望獲得勇氣，以抵抗面臨死亡的恐懼。

中華民族的英雄文天祥，在留給歷史合生取義的宏大英雄氣概之外，面臨死亡威脅和元朝的利誘時，也并非全無恐懼，他不僅對自己的信念產生過懷疑，甚至可能有過“投降”的念頭。

《宋史·文天祥傳》記載了他模棱兩可的話：“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其中暗示，他有歸隱故鄉當道士(黃冠)，甚至將來做元朝顧問的念頭。這樣看來，文天祥已經有歸降的可能，但忽必烈卻不能容忍這樣模糊的態度，他要的是全心全意奴才式的投降。

忽必烈并沒有同意他歸隱當道士的請求。一位被文天祥怒斥過的降元的老同事也不同意：“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正是靠文天祥的鮮血最終一灑以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句氣貫千古的話，我們才獲得了一位永遠的英雄，而非亂世時常見的隱士。

殺身成仁的文天祥怎么會怯懦、逃避呢？投降？更連想都不會想。后人多懷疑元朝人修撰的《宋史·文天祥傳》，是故意誹謗、侮辱我們的民族英雄。在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中，英雄永不怯懦，怯懦者絕無勇敢。豈不知，人性比我們的想象復雜得多。文天祥臨死前的逃避，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寫出《過零丁洋》后不到一年，文天祥其實就開始“懷疑”所謂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當受盡苦難被押到大都(今北京)后，他寫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的詩，其中即有“亡國大夫誰為傳，只饒野史與人看”，意為恐怕自己合生取義照不了汗青，只有在野史中才會流傳。

文天祥無法讓“上帝賜予我力量”，他需要歷史正義的力量來激勵自己，中間經歷懷疑也是正常。此前，當他被押到廣州時，勸降的人就“嘲笑”他青史留名的信念：“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復書之。”文天祥說：“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可見，對于丹心能否照汗青，文天祥是有過反復的。

文天祥不怕犧牲，也抵得住利誘。但是，當一個叫靈陽子的道士跟他談道，卻讓他動了歸隱佛道之心。此前，文天祥認識的一位南宋宮廷琴師汪元量，就曾被忽必烈賜為黃冠道士。文天祥雖是儒教中人，卻對佛道頗為心儀，這從他的兩個兒子分別叫道生和佛生即可明顯看出。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這是文天祥在靈陽子來獄中見他后，他寫給靈陽子的一首贈詩。此詩與文天祥《正氣歌》等正氣凜然的作品迥然有別。在儒家殺身成仁、忠君守義的悲壯精神之外，確實還有一個在佛道中徘徊、尋求解脫的文天祥。

從文天祥給靈陽子的另一首詩中更可看出端倪：“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我歸員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早年，文天祥仕途失意時，就曾回吉水(今江西吉水)老家終日忘情于泉石，“領客其間，窮幽極勝，樂而忘疲”。當身陷故鄉幾千里外的大都監獄中，與靈陽子的談道，激起了文天祥對往昔逍遙歲月的回憶。

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賜為道士的汪元量攜琴為獄中的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這是漢末的蔡文姬在被匈奴掠獲12年回到故鄉后寫的一首長詩，敘唱她悲苦的身世和思鄉別子的情懷。月圓之夜，故國不在，身陷囹圄，汪元量的彈唱響起，和蔡文姬一樣命途多舛的文天祥，又是怎樣一種悲痛呢？而后，文天祥寫了《〈胡笳十八拍〉序》，在序的最后簽名卻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語出《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文山”是文天祥的號。從文天祥自稱“浮休道人”可以看出，“得以黃冠歸故鄉”的言語，并非沒有根據。

文天祥最終沒有逃避，大義凜然地走上了刑場。臨刑前，萬人觀睹，文天祥殊為從容，對吏卒說：“吾事已畢，心無怍矣。”南向拜而死。在他遺體所著的衣服中，人們發現了他留下的《衣帶贊》：“孔曰成仁，孟日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