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賢坤

“宰相之杰”是古往今來對明萬歷首輔張居正評價最高的經典之語，作此評價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

張居正是歷史上一個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的傳奇人物。他榮登首輔時，主幼國危。后理政十年，厲行改革，拯朱明王朝將覆之傾，使萬歷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時代，可謂功高蓋世。但由于他疾風暴雨式的改革觸犯了一些貴族、官僚和地主階層的利益，死后不到半年，就遭人誣毀，家產盡抄，爵位皆奪，以致“經萬歷朝無敢白居正者也”。

李贄和張居正雖是同時代人，但他們既非同鄉同學，又未同朝共事，沒有任何個人恩怨。而且他們地位懸殊，一個是高居廟堂、權傾朝野的萬歷首輔;一個則是棄官為民、寓居他鄉、處江湖之遠的布衣學者。既然如此，李贄為何要冒風險對張居正作出如此之高的評價？

相同的文化觀念使他們的思想共鳴。張居正雖然從小受的是儒學教育，但他在許多文集中提出“法制無常”、“法無古今”、“隨時制宜”、“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其變不可勝窮”等，從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儒學倫理的叛逆者。特別是他在理政十年期間，針對晚明政治腐敗的社會現實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能看出他是一個求新、求變，不愿循規蹈矩、墨守成規的改革家。李贄從小受其家族信仰——伊斯蘭教的影響，接受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加之他出身于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福建，受自由觀較強的地域文化感染很深，形成了“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權威”的性格，不盲從教條，反對以孔子的是非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特別是他在所著的《戰國論》中，提出了隨著社會情況的變化，統治局面與政治措施也一定要相應改變的觀點，更是反映了他要求變革社會的進步歷史觀。

相同的民本思想使他們一脈相通。張居正是一個從平民中崛起的政治家，貧寒的出身使他對人民的疾苦有較深刻的認識。

因此，他的大量文集無不閃耀著濃厚的民本思想。如他提出“隨時制宜，因民主政”、“法制無常，近民為要”、“法無古今，唯其時之所宜，為民之所安耳”等。正是由于有一顆親民、愛民、為民之心，所以在他主政十年期間，下令清丈全國各類田地，積極推行“一條鞭法”，其目的都在于減少農民負擔，減輕農民疾苦。他還創造推行了《考成法》，以“實心為民”為基本標準，選拔那些有本事能干事的官員，淘汰那些當官不為民的庸官、貪官。李贄一生都主張“人人皆圣人”，與張居正“民貴君輕”的思想如出一轍。在他棄官為民后，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的最底層，對人民的生活有較深刻的了解，對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在闡述“百姓日用之道”時說，“道”就是吃飯穿衣等人的最基本的活動要求。

相同的性格特征使他們惺惺相惜。不貪戀錢財是他們相同的性格特征之一。晚明的官場腐敗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但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的萬歷首輔張居正，身處滾滾濁流之中，卻能嚴于律己，多次拒收賄賂。李贄早年也曾做過官，但他從當官的第一天起，就憎惡官場暗流，于是履行完公務后就“閉門自若”，擺明了不接受任何人賄賂的態度。由于他清政廉潔，堅守清貧，以至妻兒靠種田、織布謀生，兩個女兒都餓死于荒年。后更因厭惡官場腐敗，棄官為民，晚年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

執著膽大，不計后果是他們又一相同的性格特征。張居正為了實現他“以身許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不顧得失毀譽，無慮家破人亡”，還公然表示“雖機阱滿前，眾鏃鉆體，孤不畏也”。在他推行各項改革遇到巨大阻力時，毫無畏懼，決不退縮，對那些阻礙改革的強權勢力嚴加懲處，決不姑息。李贄為了追求個性解放，一生執著，毫無顧忌。為了宣傳他的思想，棄官不做，閉門著書立說。晚年更是住進佛院，削發為僧，設堂講學。而且沖破封建禮教的清規戒律，招收女弟子。這種驚世駭俗的“惡行”招致封建統治者的種種迫害，但他以“我頭可斷而我身不可辱”的大無畏精神，同封建專制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