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中最強大的一個王朝，在唐朝時期，百姓的生活富裕繁榮，文化的交流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拔尖的。而造就了這盛世景象的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史上最強帝王唐太宗曾經締造了史上最強帝國，這與他知人善用有很大的關系。出身貧寒的馬周，從一個四處碰壁的打工青年，一步步成長為大唐的宰相，與唐太宗的賞識完全分不開。當然為了感念知遇之恩，馬周也親手燒掉了自己的奏章，要給后人留一個沒有過錯的唐太宗。

打雜的馬周，在唐太宗眼里是難得的天才

貞觀年間有一位官至宰相的良臣，名叫馬周，出身貧寒，父母雙亡。但是這個苦命的孩子并沒有因此沉淪，反而刻苦讀書，把儒家經典熟記于心，揣摩領悟，頗有所得。鄉里人看他不能掙錢，嘲笑他，他全然不以為意。好不容易混了個教書匠，卻因不合志向，常常喝酒，屢屢受到校長的訓斥，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他在外四處碰壁，備受刺激，于是干脆奔向人才最多的首都長安去了。在長安這個大世界里，像馬周這種自命不凡的青年人多的是，根本沒人拿他當回事。

可是，他運氣來了，在禁衛將軍常何家里找到一份差事。常何是個粗人，能帶兵，不能讀書，見到馬周會寫文章，另眼相看，留在身邊處理那些叫他頭疼的文件。找到這份工作，馬周應該知足了。可不承想他好運連連，又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都上書直言，分析治理國家的經驗教訓，給今后的發展提出建議。對于常何來說，寫文章比殺他還難受，所以這類事情全都推給了馬周去做。馬周認為天下平定之后，國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文德治國，培育全社會講誠信忠義的正氣，所以他非常留心朝政。這次上書，馬周因為有所準備，所以一口氣寫了二十多條建議。常何看不大懂，但是他覺得奏章寫得那么長，肯定夠分量，便遞上去交差了事。

唐太宗把滿朝文武的奏章都仔細閱讀了。讀到常何的奏章，唐太宗簡直驚呆了，難道自己看錯人了，這粗人什么時候變成政治高人？還能引經據典，寫四六駢文，太神奇了。唐太宗馬上派人傳喚常何過來，常何納著悶，大大咧咧地奔了進來。唐太宗一看，常何還是那個常何，那奏章的事是怎么回事兒呢？常何一聽皇上就為這丁點事召他，放下心來，滿不在乎地回答道：“這東西是我家打雜的馬周寫的。”什么打雜的，明明是個人才，唐太宗沒再跟他解釋，而是讓他馬上去請馬周。馬周趕忙進宮，一路上遇到幾撥人，都是唐太宗派來請他的，常何看不懂了，怎么請個下人要動如此排場，皇上今兒怎么啦？

常何當然不懂了，人才難得，求都求不來，見到可以和他一起治理國家的大腕，唐太宗能不急嗎？

感念知遇之恩，馬周燒奏章為唐太宗留美名

中國自古就有“求賢”的優良傳統。春秋時代，齊桓公想富國強兵，請教管子怎樣才能網羅天下英才。管子回答道：“對英才要禮敬褒獎，優待而不相欺。怎么個優待法呢？值五的給六，值九的給十，不可斤斤計較。”做領導最忌諱的就是倚仗手中的權力傲慢待人，對人才像對商品一樣錙銖必較，值一塊的非得講成九毛九不可。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得到尊重，從人格到智慧，而待遇往往是尊重與否的表現。英才和凡人的區別，在于凡人沒有很大的抱負，拿一份工資做一份工作;而英才常常心高氣傲，不容易駕馭。管子深深懂得這一點，所以勸齊桓公出手要大方，從優養士，讓他感到溫暖，人格上尊重，事業上關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關懷，則天下英才無不向往而來，精忠報國。

所以用人不要多，而要精。在數量和質量方面，唐太宗是吝嗇到家，又大方出奇。怎么個吝嗇法呢？他剛登基，讓房玄齡組建朝廷，特地吩咐“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就是官不必多，不求齊備，核心是要得其人而用之。就這個原則，唐太宗從《詩經》《尚書》一直引用到孔子，乃至《史記》，叮囑再三，甚至說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貍腋下的白毛最為珍貴，比千張羊皮都貴。房玄齡深知唐太宗的心思，他組建的朝廷寧缺毋濫，減到不能再減，總共只有643人。

怎么個大方呢？就說馬周，一個禁衛將軍家里的幫手，唐太宗隆重接見，迎接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席深談，如獲至寶，馬上提拔，讓馬周到宰相府上班。一個沒有科考出身的貧寒子弟，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當差，夠大方、夠有氣魄吧？

經過在宰相府三年的歷練，唐太宗任命馬周為監察官，委以重任。馬周還有點“不識時務”，被提拔后，他不僅沒有感恩戴德，反而先監察起唐太宗來，上表批評道：

1.太上皇住在城外，宮室狹小，太子卻住在城內中央之地，不足以示天下以大孝。

2.分封宗室，寵愛皇子，要是子孫不肖，怎么辦？應該磨煉他們。

3.陛下提拔戲子、馬夫當官，違背了用人的原則。琴彈得好，馬喂得壯，可以給他們賞錢，卻不能賞官。

一口氣數落了五大條，唐太宗沒生氣，反而覺得馬周講得對，不久再提拔他。馬周一路升官，一路上表直陳，指出朝政弊端。哪怕到了大家都認為歌舞升平的貞觀十一年，馬周再次上表，問唐太宗：為什么剛建立唐朝的時候，大家吃不飽，糧價很高，可百姓沒有怨言;現在年年豐收，物價低廉，大家吃飽了，卻有很多意見，認為陛下不關心他們？這是因為我們建了許多和民生無關的工程，收了很多稅。國家興亡，不在于積蓄多少，而在于百姓苦樂。如果老百姓負擔沉重，朝廷還興役不斷，一旦有內憂外患，就會發生不測的變故。

這是盛世的警鐘啊！唐太宗再次把馬周的批評當作天籟之音，讓他負起更重要的職務，一提再提，馬周就成為宰相了。唐太宗對人說道：“我和馬周，一時半會兒不見，就想念他。”這對君臣一路相伴，可惜后來馬周患了“消渴癥”，也就是糖尿病，加上不惜身體日夜操勞，才四十八歲就倒下了。病重時，馬周把他寫的奏章找出來，親手燒掉，說道：“管子、晏子留下文字，顯出君主的過失，我不做這種事情。”馬周把所有的功勞都歸于唐太宗。要不是唐太宗留下馬周的表文，我們哪能知道他們君臣之間的高風亮節？真真正正的“士為知己者死”。

人們可能會說馬周有命數，生逢明君。如果把所有看似偶然的事情都用命來解釋，那馬周顯然命好。可是，仔細想想，一個人的命說到底還是要靠自己去創造。唐太宗是不世出的英雄，統率百萬雄師，閱人無數，如果馬周不是有過人的真本事，能被看上嗎？君臣相知相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為唐太宗，如果不是為國家殫精竭慮、勵精圖治，就不會當真去批閱所有的奏章，也就發現不了馬周這位難得的人才。他們兩個人走到一塊，所謂的命數說穿了就是一片公心情懷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