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打擊政治對手的絕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時候只有38歲。這個胸懷大志的理想主義者平生只做對了一件事情：發動變法。他也只做錯了一件事情：停止變法。有人指責他沒有推進民主體制，我以為這跟指責喬丹(國際籃球明星)為什么不踢足球一樣不靠譜。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選擇。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給他的繼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歲。這樣的年齡只適合賴在媽媽懷里撒嬌，顯然不適合坐在龍椅上對著群臣發號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臺——這種事情我們有一個專業詞語，叫“垂簾聽政”(當然，這事兒還得數老佛爺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媽。

宋神宗他媽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兩條路子。具體做法就是任命守舊的元祐黨人精神領袖司馬光做宰相。司馬光也不含糊，十幾年的隱居生活把他這個“老宅男”逼成了“變態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園全部推倒，連很少有人異議、于民于國兩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對司馬光這人看得很透，說他認死理，凡是讓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認為是壞事兒——司馬光不知道，其實大多數老百姓很贊成免役法。蘇軾也看到了這一點，找司馬光商量，把這些對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來。蘇軾是個直腸子，他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馬光當然不高興了，自己走開。蘇軾又追進政事堂，這回司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識眉眼高低的蘇軾又講了半天，依然打動不了司馬光，出了政事堂氣得大叫：“司馬牛！司馬牛！”

除了把新法廢“光”之外，高太后與司馬光還竭力把新黨趕“光”——統統趕出權力中心。蔡確、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等一大批變法“急先鋒”被貶，就連已經在新黨內訌中出局的呂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貶建州，一貶九年，其間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說成對朝廷不滿。

舊黨中的人也覺得對新黨做得過分了些。比如，蔡確被貶后，在流放途中寫了《夏日游車蓋亭》十首絕句，被曾與他有過節的人告發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該如何懲罰他。文彥博提議把蔡確跨省趕到嶺南去，右相范純仁不無擔憂地說：那條路自打丁謂被貶斥以后就沒人再去了，此路一開，搞不好有一天我們也會被“跨省”的。

嶺南與海南當時屬未開發地帶，瘴氣重，是打擊政治對手的絕佳流放地。

車蓋亭詩案是繼烏臺詩案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項文字獄案(當然不能與清朝的文字獄相提并論)。元祐黨人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與司馬光的策劃下，宋朝政治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這種毫無節制的黨派之爭把羸弱的宋朝折騰來折騰去，從而為靖康之恥預留了伏筆。

宋哲宗掌權，變法派得勢，元祐黨人被清算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僅僅在10年后，世界又會顛倒過來。那是后事。寫到這兒，我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本不應該忘記的人——宋哲宗。

宋哲宗雖然很幼小，但他不傻。當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遼國大使，蔡確在宮殿里反復排練歡迎儀式。他感到十分不解，問：“遼國大使是人嗎？”

蔡確笑了：“他們當然是人，不過他們是契丹人。”

“他們既然是人，我們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實也是一位具有傳統美德的中國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譽為“女中堯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長時間都沒有升職。宋英宗過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謝絕了，說：“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經是天大的恩寵了，怎么能參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慣例呢？”

宋神宗好幾次要給高家修建別墅，也被高太后拒絕了。后來國家給了她一塊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沒向國家報銷一分錢。高太后唯一的缺點是戀權。宋哲宗已經17歲時，高太后仍不放棄聽政。

在高太后垂簾時期，軍國大事都由她與幾位大臣處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大臣們也以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請示高太后。朝廷開會的時候，宋哲宗的龍椅與高太后的座位相對，大臣們向高太后請示，就不免把屁股朝著宋哲宗。宋哲宗親政后談及這些事情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屁股。

隨著宋哲宗一天天長大，越來越不習慣做龍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陰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著對高太后和元祐黨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沒有更多的抗爭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權——在議論朝政時一聲不吭，儼如啞巴。一次高太后問他：“你怎么不說話呢？他們討論朝政時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說：“您已經處分好了，我還說什么呢？”

高太后是個聰明人，她敏銳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態。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呂防、范純仁等人說：“我死以后，皇帝是不會再重用你們的。你們應該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動退下，騰出位置讓皇帝選用他人，免得遭受橫禍。”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權，就開始繼承父業。當時有一句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紹述”，原意是繼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針辦”。對宋哲宗而言，“紹述”就是繼承宋神宗的意志與事業。

曾經被高太后和元祐黨人排擠出朝廷的變法派又先后回來了。第一個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為宰相。章惇拜相時就聲稱：“司馬光奸邪，所當急辦。”他做事的風格就是黨同伐異，秋后算賬——當然，是算元祐黨人的賬。他的做法也簡單：把高太后等人廢除的新法逐一恢復，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黨人盡數驅趕，把高太后趕走的新黨全部請回來——假如他們還幸存于世的話。

賬簿一本本攤開。舊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間，在司馬光等大臣的主導下，宋朝將西北米脂等四寨放棄給西夏。當年元祐黨人處理這件事情，確實過分怯懦。以當時的實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棄地為條件換取和平。章惇把司馬光、文彥博、趙禼、范純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挾奸罔上”等罪名。

司馬光已經死了，怎么辦？那就追回贈官和謚號，連宋哲宗當年親筆為司馬光們題寫的碑額也被毀掉，他們的后代也遭到貶黜。章惇還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認為此舉對國家無益，章這才罷手。

范純仁當年一語成讖，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幾乎都被跨省遠貶嶺南。

徽宗無能，蔡京弄權，宋朝再次“底翻天”

歷史似乎驚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這個只活了24年的年輕皇帝沒有兒子，這樣，只能從他的兄弟里選一個接班人。宋哲宗有5個兄弟在世，端王趙佶不是宋神宗親生兒子，照說沒有候選資格，不過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趙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為宋徽宗。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向太后也過了一把垂簾聽政的癮。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極其討厭王安石和新黨，因此，在她垂簾聽政的短短9個月，宋朝的政治局勢又折騰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變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懷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進、宋仁宗的寬厚仁慈、宋神宗的勵精圖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點影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這樣的浪蕩皇帝，朝政難免陷入一片混亂。以蔡京為首的變法派趁機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后，打著變法的旗幟，把一些正直的官員不論保守的或贊成變法的，一律稱作奸黨。他還操縱宋徽宗在端禮門前立一塊黨人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已經死了的削去官銜。

王安石制訂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完全變了樣。免役法本來可以減輕百姓的勞役負擔，蔡京一伙卻不斷增加雇役的稅收，變成敲詐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靈，恐怕也得頓足長嘆吧。

隨著蘇軾、范純仁等名臣的先后辭世，這個時候的宋朝廷已經完全淪為爾虞我詐的骯臟之地。君子遠離，小人云集。他們沒有是非之分，只有黨派利益;沒有羞恥之心，只有貪欲之念。這如何不讓人懷念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論道？而如今這個亂哄哄的大醬缸里正孵育著一只又一只肥碩的蛆蟲。

宋王朝就這樣慢慢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