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個發生發展的過程，明代的宦官也是這樣。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的交椅后，“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12]，以歷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為鑒戒，曾感慨系之地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13]因此他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塊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14]這十幾個大字，以示震懾。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個宦官因久侍內廷，仗著老資格，議論政事，結果當天就被朱元璋打發回老家，下令終身永不敘用。

但是，宦官的發展，是不以朱元璋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只要封建專制主義存在，皇帝繼續搞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治，遲早會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當然，這是重蹈覆轍的回頭路。朱元璋正是這樣，特別是當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后，成為空前——當然不是絕后——的封建專制獨裁者，對功臣宿將、包括自己的親侄子與外甥都心懷疑忌，必欲一網打盡、斬盡殺絕而后快。這樣以朝夕與共的宦官作為心腹，則顯然是意料中事。

如果說，洪武初年，朱元璋對宦官嚴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務于宮廷生活，其活動很難越出森嚴的宮墻之外，那么，在朱元璋執政的中后期，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臺，扮演著各類干預國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趙成往河州市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來產馬，曾派人去買，但因使用的貨幣不同，買到的馬很少。這次，他讓趙成帶了很多羅綺綾帛及四川的茶葉去換馬，并命令河州守將對番人善加撫慰，“以通互市”，買到的馬逐漸多起來

洪武十年(1377)三月，戶部奏請派宦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加以核實，確立定額，朱元璋“從之”[17]。這是宦官參與稅務的明證。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買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買馬983匹[18]。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赍敕到陜西、河州等衛，向所屬番族宣諭，命令他們賣馬，給以茶葉。結果，這次得馬10340余匹，交換出去的茶葉達30余萬斤。這些馬后來被分配給河南、山西、陜西衛所的騎士[19]。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邊疆從事對明代國防至關緊要的茶馬貿易。

不僅如此，宦官還不斷被朱元璋派為特使，參與國內、國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動。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陳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謙宣讀諭旨，告誡他乃父朱文正當年在江西“恣意放縱，視人如草木，作孽無休。其不仁者甚，奪人之妻，殺人之夫，滅人之子，害人之父，強取人財。

事覺，教之不聽。未幾，謀奔敵國，又覺，而方囚之，然后而歿”[20]，要他“再休與一個小人閑戲”，致蹈乃父覆轍，并當場逮捕了朱守謙身邊一些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發生藍玉謀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聶與駙馬梅殷去山西，傳旨晉王朱：“說與王，把那三個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財頭口交與王府。婦女，王府差內使起解。欽此。”[21]由此可見，宦官已經參與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機密！至于讓宦官飄洋過海，奉使外國，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屢見不鮮。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麗流寓之人歸國;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陳能至安南國吊祭國王陳之喪;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國，賜給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趙達、朱福等使暹羅斛國，祭奠已故國王，并賜給新登大寶的國王文綺四匹，以示祝賀。如此等等，都明確記載于《明太祖實錄》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問題上，打破朱元璋種種禁令的不是別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時期宦官的人數，在不斷地明顯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22]，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麗國要閹人達二百名之多[23]，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總數雖無確切數字可查，但為數肯定相當可觀。朱元璋還曾親筆諭安南國王，指出他不允許安南進貢的閹宦回國，是錯誤的，提出“今后凡有省親懷舊欲歸者”，應當允許他們回安南[24]。也正因為宦官人數日益增多，需要加強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品職，設下九監、二庫、六局，即：內官監、神宮監、尚寶監、尚衣監、尚膳監、司設監、司禮監、御馬監、直殿監;內承運庫、司鑰庫;巾帽局、針工局、織染局、顏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設宮門承制等官。這就為后來管理宦官的龐大機構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礎。(注釋按慣例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