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矩和變通之間并不矛盾，不是說遇事變通就必然破壞了規矩。有一個小故事，可以很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

某人拿一張5000元的存折，到某銀行去支取1000元錢。銀行的規矩是2000元以上業務，進營業廳辦理;2000元及以下業務，到自動取款機自助辦理。這個規矩是為了分流業務，倒也談不上是歧視小客戶。某人今天運氣不好，銀行大廳里人寥寥無幾，自動取款機前卻排起了長隊。他著急用錢，就到大廳里請柜員通融一下，給取1000元錢。柜員表示規矩不能破壞，自己無能為力。他想了一下，問柜員先取后存算不算壞規矩。銀行的規定沒有這一條，柜員點頭表示可以。于是某人先取了4000元錢，數出1000元，然后又把剩下的3000元存了回去。

某人辦理了兩次“大額”業務，達到了自己取小額款項的目的。

本來不合規矩的事，在中間過程轉換一下，就變得合理合法了。把這種手法用到更高層面，就上升為政治智慧。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夏，曹操率兵到宛城征討張繡。行軍途中，發現路旁麥子已經成熟了，老百姓看見有士兵經過，十分害怕，都遠遠地躲開，不敢來收麥子。為了安撫百姓，樹立“文明之師”的形象，曹操命人將“禁止踐踏麥田，違令者斬首”的告示貼遍沿途村鎮。并召來各級地方官和百姓代表，明言相告：“我們是國家的軍隊，軍法嚴明，不會騷擾百姓，你們完全可以保持正常的生產生活。”軍中將士個個都謹守軍令，即使不得不從麥田穿過時，也都小心翼翼，唯恐碰掉一個麥粒。曹操正大感欣慰，誰知自己的戰馬竟然受驚竄進了麥地，踏壞了一大塊麥田。違反了自己剛剛定下的法令，曹操的處境很尷尬。他喚來跟從之人，讓他們做個見證，然后拔出佩劍就要自刎。

隨行的謀士郭嘉趕緊攔住曹操，說：“《禮記》有言‘刑不上大夫’，在您這種地位，有過錯按規定必須交皇帝親自裁決。如果您自刎，恰恰違背了前代禮法。”曹操沉吟道：“既然這樣，我的過錯暫且記下，聽候處理。”說著揮劍割下自己一縷頭發，扔在地上，說，“且割發代首，以正軍紀。”見曹操法度嚴明，大小三軍畏服，益發謹守軍令。

曹操自刎，當然只是樣子，但是明目張膽地打賴也不是曹操的作風，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順利下臺的問題。郭嘉用更古老更權威的《禮記》的規矩來消解曹操的規矩，曹操不死，就有了充分的理論支持，對眾將士，就有了相對完美的交代。割發代首，是曹操的神來之筆，對古人，割發屬于髡刑，曹操總是按律服了刑的。曹操是漢朝丞相，他的權威其實已經大于天子，在軍中更是人人仰望，這樣的人物揮劍割發，只此舉就足以震懾軍心了。

軍令既出，它就擁有了獨立的生命，即使發令者本人也不能冒犯。有什么權宜之計必須要施行，也要盡力使它變得合理合法，過場再煩難，也不能省略一步。

為報父仇，馬超的西涼軍馬纏上了曹操。曹操命曹洪、徐晃兩人守潼關拒敵，吩咐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堅守十天，為后面的大軍贏得時間。

失潼關的責任，在曹洪而不在徐晃，曹操大怒，喝令要斬曹洪。兩旁將士苦苦哀求，為曹洪說情，曹操這才赦免了他。

曹洪的錯誤，主要在于年少氣盛，雖犯了軍令，卻并沒有抹黑曹氏家族，他又救過曹操的命，對曹操忠心耿耿。從心底里，曹操根本就沒有殺他的意思。那么又綁又殺又勸解，這么大費周章又有什么用途呢？曹操直接赦免曹洪，以他的權威肯定也不會有人站出來表示不公，但暗地里的怨忿，就不容易平服了。現在他作勢立斬曹洪，一大批人跪下來為曹洪求情，這只能說曹洪群眾基礎好，民意如此，誰也不能逆天行事。即使當代社會，有人觸犯法律，若眾多知情者向法院遞交聯名信，法官也是會酌情從輕處理的。

所以“眾人求情”就算是過場，也是不能省略的。沒有這個程序，是獨裁;有了這個程序，是民主。試想曹操要斬曹洪時，先是曹氏的鐵桿擁護者求情，那些中間派和少量異己分子見形勢如此，少不得也要幫曹洪說幾句好話。雖然大家心里都明鏡一般，知道自己是在演戲，但既然參加了演出，心態就不一樣了，儼然也擁有了那百分之多少點的決定權。

律令是死的，但執行律令的方式方法是活的，“軍心民意”里也大有文章可做，是高手，可以既達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至于掛上違反律令的招牌而亂了風紀、泄了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