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雖然國家政權一手掌握在慈禧一個人的手里，但是恭親王亦欣也是一個重要人物。他長期主持軍機處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那他為什么沒有能挽救大清朝的命運呢？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和咸豐皇帝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一度與咸豐爭奪帝位。道光帝遺詔傳位給咸豐的同時，封奕訢"恭親王"，算是對奕訢的一種補償。奕訢也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政”的祖制，獲得軍機處行走的資格。奕訢在滿州貴族中算是另類，聰明，好學，開明，而且能夠親近漢族大臣，特別是公元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逃往承德，奕訢臨危受命，擔任議和大臣，代表清政府與列強交涉，挽救了清王朝的命運。

咸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分析了列強之國的特點，認為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體之患，應以滅內患為先，然后對付俄國和英國。這個先內后外的政策，奠定了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略基礎，并提出內政外交等一系列建議。上奏僅九天后，奕訢就領導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為軍機處之外的另一權力中樞，不但使清代的外交產生重大突破，還領導了后來的洋務運動。

奕訢是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名王重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開拓者，建議并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正式外交機關，使清朝外交開始步入正軌并打開新局面；他主張學習外國科技以加強中國軍事實力，外交上主張保持與歐美大國的和平，支持開辦了中國早期的近代軍事工業，是清朝洋務運動的中樞首腦；在他主持軍機處期間，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捻軍以及西部各省的回民叛亂。所謂的“同治中興”，外部靠的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大臣，內部靠的就是奕訢。很多人將清朝的中興寄希望于奕訢，可是后來奕訢幾乎所有重大政治問題上都有頭無尾，清朝改革的頂層設計大多成了“半拉子工程”、“爛尾樓”，雖然清朝的徹底失敗的標志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其實這個結果在二十年前奕訢主政時期已經定了型。

當時很多人把大清的希望放在奕訢，曾國藩也對其寄于厚望，但是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卻早就看出奕訢的本事有限，判定在此人手中大清必不可救。

據《能靜居日記》記載：

同治六年七月九日，曾國藩在于與趙烈文談論中政局時：趙烈文說：“在上海見恭邸小象（奕訢的照片），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曾國藩說：“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趙烈文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見時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為彌縫。昨與倭相（倭仁相國）爭持，無轉身之地（回旋余地），忽爾解釋（消解），皆其聰明之征也。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身當姬旦（周公）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之虞，非淺智薄慧、涂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這番談話時曾國藩尚主兵東南，與奕訢尚未有深入的接觸，但趙烈文從奕訢的八面玲瓏，能求全于一時，卻沒有政策原則，沒有戰略遠見，看出奕訢不能擔起中興重任。

第二年的七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他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并在數日內連續多次受到召見。近距離的觀察讓曾國藩對大清的首腦有了準確的判斷：

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祥）婁人權過人主。恭邸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甚可憂耳。”

——這時，曾國藩已經完全同意的了趙烈文的判斷，慈禧雖然號稱手腕高明，但是絕對不是武則天那樣雄才大略的英雄，因為多次見面“無一要語”，翻譯過來就是“廢話連篇，沒有一點正事兒！”作為實權在握的一把手，召見平定大亂的重臣，沒有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咨詢，沒有對治亂之道的討論，只是拉家常，噓寒問暖，以示親近。而以聰明著稱的奕訢則是“晃蕩不能立足”，即態度曖昧，只想左右逢源，從中取利，卻沒有自己堅持的政治主張和原則。這樣的兩個人當一把手，就好比兩個見風使舵的船長，只想避重就輕，自己都不知道船要開到哪里去，不出問題才是怪事。

如果看曾國藩、趙烈文的評價感覺空洞，不妨在看看李鴻章的 切身體會：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鐵路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語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邸（奕訢）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從此遂絕口不談矣。”

當朝重臣李鴻正式向中央提出改革建議和方案，奕訢一方面覺得建議非常好，必須辦，一方面又覺得無人主持，困難重重，毫不珍惜的放棄了。“無人敢主持”是什么意思？無非是倭仁等保守派反對，因為有人反對就放棄，只問難易，不問是非，全然沒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擔當，這樣的拈輕怕重之人豈是社稷重臣？豈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英雄？

二十年前的改革如此，二十年的甲午之戰輸贏早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