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秉章，一個四十歲才求取功名的儒生，一個以文治武功成為清季戴雙眼孔雀花翎，位極人臣的干吏;一個湘淮軍之外，對太平天國威脅最大的能臣;一個在歷史關鍵時刻決定歷史走向和人物命運的不世人物。如果不拘泥所謂正史原先“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他縱橫馳騁，效忠于朝廷，受命于危難，其與太平軍對壘”而戰功赫赫的評價，正確認識駱秉章這個非凡人物，則需要上述的評介。

歷史有時候會發生許多巧合，從而衍生出許多故事。恐怕連洪秀全本人也沒有料到，其實決定他最后的命運的關鍵人物，不僅僅是曾國藩、左宗棠，而還有一個事實上更重要的人物就是駱秉章(1793-1867)——他的同鄉，廣東花縣一個早年落魄不第的儒生。不過，駱秉章青年不第，并沒有自甘落魄，心生怨恚，轉而如黃巢和洪秀全那樣，從結黨或販私鹽聚眾入手，趁天下紛擾而揭竿而起，也想來一輪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過過皇帝癮;而仍然是折節讀書，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座右銘。因而，他最終得中功名，從翰林院庶吉士做起，由翰林院編修遷江南道、四川道監察御史，工科給事中，鴻臚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等職。終因辦事清正，不徇私情，為道光皇帝信任，56歲后放任外官，任湖北按察使、云南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始擢湖南巡撫，開始了他位極人臣的輝煌歷史。

駱秉章在京師十六年，不是做秘書就是做禮儀、太子傅等閑官，只間或作過御史，遠非權勢之輩，故也談不上是玩權術，投機鉆營起家。勤而好學、清正廉潔、勤勉耿介是他得到信任的真正本錢。天下多事之秋，一介書生為戰亂交織的湖湘父母官，能穩坐十年而城垣不失，使太平軍、天地會不能立足，要的是真本事。能輕徭薄賦，善待子民，重用人才，興業除弊，為萬民心服，才能有此政績。

金田起義后勢如破竹的太平軍，在湖南境內連遭兩次敗績，損折了股肱之臣。他們一個是命喪于湘桂邊界的南王馮云山，他被輔佐湖廣總督程矞采的駱秉章派到湘桂邊界阻擊太平軍的知縣江忠源所部楚軍伏擊身亡;一個是西王蕭朝貴，他以精銳之師北擊長沙，孰料想，有先見之明的駱秉章于局勢混亂之中率先擔綱守城責任，自捐和動員官吏捐款并動用庫銀，修筑城垣，完善兵備，以八千士卒，有備無患，守城80余日，擊退太平軍，并炮擊蕭朝貴使其斃命。

張亮基之后，駱秉章復由湖北轉任湖南巡撫。禮賢下士，可以說是三顧茅廬，請布衣左宗棠出山為其幕僚，信任有加，坦誠相待，推衣推食，勵精圖治，湖湘大治，太平軍不能立足。駱秉章又動員刑部侍郎曾國藩回籍創辦湘軍，并鼎力扶助，使這支新型民兵終于成為太平軍的強勁對手。他實際和曾國藩同為湘軍的創始人。駱秉章于理財也自有章法，在安定民心，不擾民基礎上仍然有所建樹，為湘軍作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糧餉。以致左宗棠在《答毛寄耘中臣書》中由衷贊道：“先生撫湘前后十載，德政既不勝書，武節也非所短。事均有跡，可按而知。而其遺之尤，溥無如剔漕弊，罷大錢兩事。”其實，湘軍源出湖南，從成軍到舉薦人才(左宗棠、郭嵩燾、羅澤南、彭玉麟、劉長佑等)，供應糧秣，策應作戰，謀略、策劃、運籌帷幄，無不源自駱秉章、并及曾國藩、左宗棠、胡應麟。從這個意義講，湘軍真正的幕后英雄，宗帥是駱秉章而非他人。

咸豐十年(1860年)駱秉章升調四川總督，到任之初，整飭吏治，親督鹽政，于蜀南長寧擊退并最后消滅云南農民軍李永和、藍朝鼎部，保住了川南的安寧，朝廷西南的鹽稅收入。同治二年(1863)四月，流竄作戰的石達開全軍主力在大渡河邊的紫地(今安順場)，被駱秉章率領的湘軍截擊。在身陷死地，無由得生的境遇下，石達開為保全軍將領士兵的生命，不得已以殘余六千余眾向駱秉章請降，駱秉章遣散4000余眾，為免后患，殺死將領200多人、骨干軍士2000余人，石達開也被押到成都問斬。至此，太平軍起事六王，除洪秀全服毒自殺，東王楊秀清被洪指示北王韋昌輝所殺，韋昌輝又被洪秀全密令殺死而外;南王、西王、翼王皆死于駱秉章之手。清政府以此授予駱秉章“賞頭品頂戴”、“晉加太子太保銜”、“賞戴雙眼花翎”、“晉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同治四年，駱秉章又遣軍于甘肅階州(今武都)，圍剿西北反清回軍，效忠朝廷不遺余力。至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病逝于任上，終年75歲。

駱秉章作為一介書生，一名儒將，一代顯宦，一生的政績武功遠大于文治，因為那是一個天下分崩離析，需要干城之具維護國之長城的時代。雖然，駱秉章的功名始于京師，但他的事業卻成就于湖湘。在擢拔左宗棠，扶助曾國藩，培養一代湘軍英才的同時，這個封疆大吏，以遠見卓識和選賢任能，使人盡其才的統帥之才甚至親自參與軍事，運籌帷幄，指揮若定。

在曾國藩的“湘勇”初創，缺乏經驗和能力，屢敗屢戰之時，駱秉章調度指揮的湘軍卻縱橫馳騁于湖湘贛粵，創造了屢戰屢勝的不敗記錄。后來他又主動讓權于曾國藩，成為湘軍的總后勤和堅強的靠山。所以，當時朝野公認他是湘軍真正的主帥。

駱秉章是廣東人，但他卻融入湖湘文化，為這一奇葩的盛開作出了自己不可磨滅的貢獻。一個地方官對歷史的最大奉獻，除了安定民心，使區域大治外，更在于為國家培養和舉薦不世的人才。沒有駱秉章，就沒有布衣成為卿相的，號稱“五百年來第一偉人”的左宗棠;就沒有一大批清正廉潔，以落魄書生而成為一代名將的湘軍人才群。駱秉章參與并鼎力使近代湖湘文化進一步放大與延展，力挽一個歷史時代的大廈于即倒，和曾、左、李(鴻章)一起創造了清季“同治中興”絢爛的政治風景。他與左宗棠的關系，無異于昔日管仲與鮑叔牙的關系，從而構成了近代政壇“最佳搭檔”的歷史佳話。

治湘十年之后赴蜀的駱秉章并沒有離開湘軍，他以“治蜀平亂維持穩定”的旗號，帶著著名的古文學家劉蓉(他后看來成為左宗棠的重要幕僚和助手)和一支九萬之眾的精銳湘軍入川，與云南造反勢力和太平軍石達開部展開三年的角逐，名副其實地為湘軍西線總指揮。與東線曾國藩、左宗棠遙相呼應，厘定了滿清中興的大局。對于一個需要統一和安定的國家來說，他無愧于一個忠臣、能臣的稱謂。對于黎民百姓來說，所謂的天國造反，只不過是以一個西化的、戲臺上的帝王將相取天下而代之的新的稱王稱霸的政權禍亂天下。除了戰亂和家破人亡外，其實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福祉和希望。因此，消弭戰亂的駱秉章，總還是給予了人們太平、安定的希望和較為寬松的生活環境。這就是他的的歷史作用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