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對秦國最終能夠統(tǒng)一天下的功勞之巨大家都很清楚，無需多說——如果還有不了解的同學，可以出門左拐，翻看我們之前聊過的話題。秦國之所以能夠最終統(tǒng)一天下，那是凝聚了無數(shù)人的心血和貢獻，只是相比較而言，商鞅的貢獻比較突出罷了。實際上，在秦國統(tǒng)一歷程中，還有一個人，其功勞、貢獻堪比商鞅。

他就是司馬錯。在史書中，連司馬錯的生卒年份都沒有明確記載(可見其被忽略程度)，其人事跡在史書中也極少被提及，《史記》僅有兩次，《資治通鑒》也僅有五次。司馬錯就是這樣一位幾乎被史家忽略的人物，卻對秦國最終統(tǒng)一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據(jù)《資治通鑒·第三卷》記載：公元前316年，巴國和蜀國互相攻打，都來向秦國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國，但攻打蜀國道路險峻難行，又顧慮韓國可能會趁機前來侵犯，所以猶豫不決，便把此事交由群臣討論。于是，司馬錯與張儀因為此事發(fā)生了爭論：司馬錯建議出兵伐蜀，張儀主張去征討韓國。

張儀認為，秦國應(yīng)該與魏國、楚國親善友好，然后出兵黃河、伊水、洛水一帶，攻取新城、宜陽，兵臨東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權(quán)的九鼎和天下版圖，挾持天子以號令天下，各國就不敢不從，這是稱王的大業(yè)。

他說：“我聽人說，要博取名聲應(yīng)該去朝廷，要賺取金錢應(yīng)該去集市(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現(xiàn)在的黃河、伊洛一帶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爭雄，反倒糾纏于遠方的戎狄小族爭斗，這可不是帝王的大業(yè)啊！”

司馬錯反駁說：“不對。我也聽說有這樣的話：想要使國家富強必須先開拓疆土，想要使軍隊強大必須先讓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業(yè)必須先樹立德望(欲富國者務(wù)廣其地，欲強兵者務(wù)富其民，欲王者務(wù)博其德)。這三個條件具備，帝王大業(yè)也就水到渠成。”

司馬錯認為：現(xiàn)在秦國還是一個地小民貧的國家，所以應(yīng)該先從容易的事做起。蜀國，是西南偏僻之國，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領(lǐng)，政治昏亂，如同夏桀、商紂;以秦國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樣。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擴大秦國疆域，奪取它的財富可以贍養(yǎng)百姓，而軍隊不須有大的傷亡就可以使蜀國屈服。

這樣，吞并一個國家而天下并不認為秦國強暴，獲取廣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認為秦國貪婪，秦國可以一舉兩得、名利雙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譽(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秦國若是攻打韓國、劫持周天子，就會臭名遠揚，也不見得有什么實際利益。

司馬錯接著說：“蒙受不義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險的！請讓我細說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齊國，是韓國的親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韓國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帶領(lǐng)土，兩國將會齊心合力，共同謀劃，求得齊國、趙國的援助，并與有舊怨的楚國、魏國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給楚國，把土地割讓給魏國，對此，大王您只能束手無策。這就是我所說的危險所在。所以，攻打蜀國才是十拿九穩(wěn)的上策。”

以上內(nèi)容就是張儀與司馬錯的爭議。表面上看，張儀與司馬錯的爭議好像只是關(guān)于攻打哪里的問題，但實際上，張儀與司馬錯的這次爭議，對秦國后來的發(fā)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從后世的角度看，司馬錯是一個有勇有謀、極富遠見的將帥之才，他在這件事上的見識明顯要高張儀一籌。張儀的建議更注重名和勢(據(jù)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yè)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不是從張儀這里偷的啊？)，而司馬錯的建議更注重實和利(富國、廣地)。無論是名還是勢，歸根到底還要靠實力，所以，增強實力才是王道。

歷史的發(fā)展則表明，司馬錯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平定巴蜀是實實在在增強秦國實力的策略。秦國后來能夠沒有后顧之憂地攻打中原，能夠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撐其統(tǒng)一天下的戰(zhàn)爭，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司馬錯的這次關(guān)鍵決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錯的這次決策對秦國的影響之深遠，幾乎可以和商鞅變法相提并論。

故而，清代林云銘在《古文析義》卷五中評價此事時說："劃韓伐蜀二說，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張儀謂王業(yè)起見，語雖大而實疏。司馬錯只拿定富強二字做去，而王業(yè)不爭自成。何等萬全。切實優(yōu)劣，判如指掌矣。……戰(zhàn)國中求實落經(jīng)濟，無出司馬錯之右者。”

另外，司馬錯在與張儀爭論中所提到的“欲富國者務(wù)廣其地，欲強兵者務(wù)富其民，欲王者務(wù)博其德”的說法很有見地，后世如“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等戰(zhàn)略思想恐怕也是脫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