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漢文帝劉恒是賢君，執行休養生息政策，節儉治天下。班固稱贊他在位23年，宮廷里的物資用具沒有添加一樣，其百年歸宿地——霸陵，全用瓦器，寒酸得很。最后，班固用了一個連孔子都不敢輕易用的評語來贊漢文帝：仁哉！

然而，《史記》和《漢書》卻又明白地暴露了漢文帝的另一面：對于自己喜歡的小人物，動輒賞賜上萬的錢，甚至將一座銅山拱手送人，可以憑自己的個人喜好打造億萬富豪。

這是怎么回事？

矛盾的漢文帝：自己舍不得建露臺卻賞賜無度

其實，這個現象不是記者獨家發現的，已經有人發現了漢文帝對于財富割裂矛盾的態度，也有文章提到過，但為了讓大家有直觀的印象，本文還是有必要將一些現象和證據羅列出來，當然是部分的。歷史的記載，都只能是部分的。

漢文帝的節儉情況——

千里馬事件：有人送漢文帝千里馬，漢文帝將其退回，而且還說了退禮的理由：我一個人騎著千里馬跑在前面，把文武大臣和御林軍都拋在后面，這算什么體統？劉恒似乎因為擔心安全問題才退禮的。當然，這個理由是妥妥的。

露臺工程：劉恒曾經想建一座露臺，和施工人員核算了一下成本，也不過“百金”，相當于西漢十戶中等人家的資產。但是在這個數據面前，劉恒猶豫了，露臺工程遂作廢。

皇妃著裝：漢文帝最喜歡的女人莫過于慎夫人了，有一次在上林苑，慎夫人居然取得了與皇后同席的待遇，引起保守派官員袁盎的不滿和干預。這個皇上最寵愛的女人，其著裝居然“衣不拖地”，很省衣服料子，連長一點的裙子都沒有，都是短裝。真不知道劉恒先生是不是真的愛慎美眉。

霸陵：漢文帝百年之后的歸宿地，全用瓦器，金銀銅錫之類的全不要，甚至覺得連墳堆都省了，利用當地已有的山勢作為天然的墳堆，“因其山，不起墳”。

對自個摳門，對自己的女人摳門，對自己死后也摳門，漢文帝真的一路摳門到底嗎？沒有例外嗎？

漢文帝的奢侈情況——

當然有例外，漢文帝也是凡人，只要是凡人，就有自己的偏好，對于這個偏好，他就不會摳門了。這個偏好就是史上著名的男寵——黃頭郎鄧通。

鄧通是西漢皇宮里管船只的，漢文帝因為一個夢看中了他，于是就百般地寵幸他、驕縱他。《漢書·佞幸傳》記載：“文帝甚悅，尊幸之，日日異。”劉恒很喜歡這位男性朋友，對他的寵幸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而且每天都會變花樣。

這個時候，摳門的漢文帝忽然變得很不心疼錢，似乎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每次都賞給鄧通上萬的錢幣，而且一連十多次，“于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劉恒大哥，你這是送了多少座露臺給鄧通？

更過分的是，有一回有相士說鄧通“當貧餓死”。劉恒頓時心疼起來，說：“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能讓鄧通富貴的是我，我有這個權力，誰敢說他貧窮？之后他毫不負責地將西漢的礦產資源，四川一座銅山賞賜給鄧通，讓他以此鑄造錢幣。而在地位方面，毫無建樹的鄧通居然躋身于士大夫之列，“官至上大夫”。

這是一個分裂的漢文帝，出奇的摳門和出奇的奢侈居然統一在他身上，一方面很有原則性，另一方面卻不把漢王朝的爵祿當一回事，隨便給人，而且是給無功的小人。

漢文帝，他怎么啦？

感性的漢文帝：既有文青氣質又有點任性有點怪

史學家對史料的選擇，其實有所偏重，寫史書有時候也像寫文學作品，用哪些素材，突出歷史人物的哪些方面，史學家似乎是動了心思的。

司馬遷和班固對于漢文帝相關史料的處理，就很用心。在關于漢文帝的“本紀”里，全用的是正面史料，突出其仁義、節儉;而關于漢文帝的負面信息，就放置在《佞幸傳》、《袁盎列傳》、《張釋之傳》和《淮南王傳》里，一方面照顧史料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又注意史傳人物形象的統一性。所以，我們要把各種史料組合起來，才能得出一個整體的漢文帝，才不會被局部所惑。

在“本紀”里，漢文帝是一個理智的人，所有的言行都從漢王朝的利益出發，然而，在其他的傳記里，漢文帝卻是這樣的——

他愛飆車。有一回去霸陵，就打算趕著六匹馬的大馬車從高坡上一沖而下，大臣袁盎馬上阻止他，漢文帝卻嘲笑他說：將軍害怕了嗎？“將軍怯乎？”從這件事上，我們發現劉恒是一個愛玩刺激的孩子。

他愛記恨人。弟弟淮南王劉長驕橫放縱，經常沒把他這個皇帝哥哥放在眼里。他假裝容忍，一旦時機成熟，就出手擊垮劉長，而且不顧當時大臣的勸告，蓄意餓死弟弟。以此而言，他是個很有報復心的人。

他愛靈異神鬼。他急匆匆召青年才俊賈誼來皇宮的宣室，暢談整宿，甚至將坐席向前挪動，表示對賈誼的器重，而其中又談了些什么呢？不是正經事，而是談神說鬼，李商隱因此嘲諷：“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可見，劉恒還是個對虛無世界很好奇的孩子。

一個正常人，可能會有些不正常的欲望、一些層次不高的需求，如果和自己的事業相妨礙，他可能會刻意地克制它、壓抑它。作為史上明君，漢文帝屢次聽從了賢臣能吏的勸諫，“修剪”自個那些欲望的“斜枝雜草”。

然而，這些欲望總是在某些領域不可遏制，總要找一種方式流露出來。而鄧通，就是漢文帝一些不良需求得到流露的渠道。在這上面，一代明君變得毫無道理可講。

而且一旦這種低層次的需求和正確的選擇發生沖突，漢文帝有時候竟然選擇前者。大家都知道賈誼是西漢才俊、一代賢臣，他竟與小人鄧通平

人的嗜好有時候真不可理解，漢文帝可以不飆車，容忍大臣撤掉慎夫人的坐席，卻不能容忍賈誼對鄧通的不屑。

從欲望的角度解讀鄧通現象，我們就不難理解漢文帝為何有如此不理智的作為了。

鄧通的悲劇：一個不太壞的幸運兒終究被歷史淘汰

鄧通起初是個幸運兒，不具備封建社會賢才的任何素質和品質，只是安分守己地做好他的黃頭郎。

他注定不能在歷史上起到多大作用，只因一時合了漢文帝的眼緣，卻獲得了與自己才干、業績不相稱的顯赫地位，躋身上大夫之列，又能獲得鑄幣權。這一切不是他應得的，但也不是他能阻止的。

鄧通似乎對自己過分輝煌的職場生涯有著相當的警惕，他唯唯諾諾，不敢與朝中大臣交往，只是小心謹慎地討好漢文帝而已，“通亦愿謹，不好外交……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他在人事上也很小心，從不敢推薦人，他知道自己不咋樣，也看不出其他人咋樣，因此不敢在人事上有作為。

鄧通在漢景帝時期落魄，果然如相士所言，“貧餓死”。與其說是相士算命奇準，不如說是相士對他的一種鄙視，他早就覺察出鄧通的富貴與才干不相稱，遲早會被淘汰。

鄧通事件給了我們兩個啟示：一則是研究歷史，既要看歷史人物的多樣性、多元性，也要看局限性，我們不揪住局限性，但也不能忽略局限性，有了這個，人物才可能呈現真實面目;二則是對于我們個人的際遇，有時被老板重視了，也琢磨琢磨，是自個能力使然，還是狗屎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