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狂，一生以諸葛亮自詡，大話連篇，連左夫人都聽不下去而取笑他;左宗棠“二”，罵一手提攜自己的曾國藩，和李鴻章對著干，連親家郭嵩燾(晚清外交名家)都要和他斷交;左宗棠直，嚴峭刻深，連曾國藩這樣有氣度的人都受不了。左宗棠脾氣大得不得了，甚至蓋過了他的名氣和才氣，人稱“左騾子”。

李鴻章小左宗棠整整十一歲，自謂“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比左宗棠要成熟穩重得多。他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人稱為“坐鎮北洋，遙執朝政”，死后梁啟超為之立傳，書名“晚清四十年史”，可見其一生功業命運與晚清相始終。李鴻章“權傾一時，謗滿天下”，平生遭受彈劾達八百余次，但他恒能忍辱負重，從這個意義上講，性格更類“徽駱駝”。

左李好罵人

左、李都喜歡罵人。

左宗棠才氣過人，也盛氣凌人，有霸術更有霸氣。即使對于眾人敬畏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也是稱兄道弟(左小曾一歲)，絲毫不愿居于其下，遑論其余，只要看到不順眼的人和事，必然要大聲呵斥。但有個特點，終其一生，罵人的強度與烈度隨著官職的提升而日漸趨弱。晚年時，也許是人人都知道左侯爵脾氣，大家當面都陪著小心，左宗棠無人可罵，只是逢人便罵曾國藩而已。

左宗棠最出名的一罵是“王八蛋，滾出去”，為此幾乎搭上性命。

這一罵是發生在咸豐八年(1858年)，引發了鬧得沸沸揚揚的“樊燮案”。當年舉人左宗棠以“師爺”身份(無正式官銜的幕僚)輔助湖南巡撫駱秉章，掌握軍政實權，省內大小官員來見，都要行禮參拜，偏偏永州鎮總兵樊燮不買賬，認為自己是朝廷欽授的正二品武官，堅持不向左宗棠請安。結果，左上前一腳踢翻樊總兵，還大聲呵斥“王八蛋，滾出去！”

事實是否如此戲劇化，有待考證，但左宗棠連“恩人”曾國藩都敢罵，可見此事絕非空穴來風。結果，駱秉璋及左的至交湖北巡撫胡林翼等人，與以湖廣總督官文為靠山的樊家，在咸豐皇帝面前打起了官司，咸豐皇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后來左宗棠因朝中有人力保，得以逃過一劫，樊燮則無奈丟官回家。樊燮受此奇恥大辱，就把兩個兒子關在樓上，命其穿上女人衣服，直到考中進士、名列翰林，在功名上超過左宗棠(左一生未中進士)，才能換回男裝下樓。據說從前樊家樓上還留有“左宗棠可殺”五字，可見怨恨之深。這個例子可說明，左宗棠火爆的性格，往往容易無端樹敵。

李鴻章性子也好謾罵，越是親近的人越罵得兇，到最后，左右的人會視罵的輕重次數，來預測被罵者受寵信的程度。據說，李鴻章晚年曾外放兩廣總督，當時有一個諳熟李鴻章脾氣的人，故意和布政使(是巡撫即省長的主要副手)鬧起了矛盾。別人勸他，想得到提拔還和上司過不去？那人是武官，性格憨直，說“沒關系，前天李中堂已經罵我滾了”，一時傳為笑談。

李鴻章的罵，往往還有情分，左宗棠的罵，總是不留余地。

李鴻章手下有個管糧草的小官叫魯白陽，是淮軍名將聶士成的親戚。魯白陽在淮軍中久不得志，知道李鴻章和左宗棠關系不佳，于是偷拿了淮軍賬本深夜投奔左營，大約是賬本上有淮軍的不法記錄，想以此邀功請賞。但左宗棠見事極明，話也說得漂亮，“吾屬皆軍人，奚肯以此中傷同類？”便打發魯白陽回去了。李鴻章得悉后，深恨魯白陽。后來李鴻章當上直隸總督，魯白陽選定李鴻章上班必經之地，死乞白賴站了一年多，天天讓李鴻章看到。有一次李鴻章忍不住說“趣行勿溷”，意思是趕緊走吧，別煩我了！但最終還是給他安排了一個外省的職位。時人既佩服左宗棠之度，更欽佩李鴻章之量。

李鴻章性格詼諧，喜歡調侃人，至老不變。曾有位湖南秀才到天津直隸總督署見李鴻章，才談了沒幾句，李鴻章突然問道：我聽說湖南人大多都入了哥老會，你是不是其中成員？這位秀才性格并不文弱，很鎮定地回答，如果我是哥老會，您就是安慶道友(意即江湖中人)的頭目了。李鴻章哈哈大笑，并不生氣。李鴻章喜歡性格剛強的人，下屬有來拜見的，他一定會目不轉睛地看，有些人被看得汗流浹背毛骨悚然，李鴻章便痛加斥責趕走，假如來人鎮定自若，他最后就會笑出聲來。

意氣之爭耶？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夏天，左宗棠舉報曾國藩欺君罔上，曾國藩當然大為不爽，本來協力作戰的曾、左自此形同陌路。

四年之后，左宗棠“故伎重演”，這次中招的是李鴻章。

鎮壓了東南地區的太平天國后，左、李奉旨各自率楚軍、淮軍追剿游走華北的捻軍。1868年8月，捻軍張宗禹部在重重包圍下，全軍覆沒。戰后論功以淮軍居首，李鴻章榮升協辦大學士。左宗棠懷疑李鴻章所言張宗禹投徒駭河自殺而死的說法，率軍四處搜捕。李鴻章氣憤難平，寫信給曾國藩說“(左宗棠)阿瞞本色，于此畢露”。本來就不甚投契的左李，也正式交惡。

左宗棠睥睨一切世俗的成法，加上強硬不服輸的性格，使得他無法與師友“和諧”相處，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不僅曾國藩，在“樊燮案”中四處為左宗棠奔走的親家郭嵩燾、同壕戰友沈葆楨(曾接手承辦左宗棠創立的福建船政)等人，后來都一一與之關系破裂。相比之下，李鴻章雖也跟曾國藩鬧過意見，一度負氣出走，但終生奉曾國藩之教誨為圭臬，即使與左宗棠話不投機，但較少沖動行事。曾國藩曾特地寫信贊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

李鴻章與左宗棠有著極為相似的經歷，都是少負大才，中經困頓，晚年以衰齡還榮膺重任。其謀事之勤，體國之忠，均不愧為一代名臣。可是民間有關左、李不睦的傳聞很多。

傳說，有次左宗棠去見李鴻章，李鴻章出來遲了。聯想起李鴻章寵愛小老婆的傳聞，左宗棠譏諷道“與如夫人洗腳”，意為你為了小老婆不惜輕慢大臣。李鴻章毫不示弱，脫口而出“賜同進士出身”，一下講出了左宗棠僅是舉人出身，無進士功名的心病，結果兩人從此見面都繞著走。

但嚴格來說，左、李意氣之爭的背后，其實源于深層次的政見之爭。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高層內部爆發的“海防與塞防之爭”，就是左宗棠與李鴻章這對政敵一次結結實實的“火拼”。

自從1874年李鴻章上《籌議海防折》，提出朝廷應向海防傾斜以來，一百多年間，“海防與塞防之爭”，漸漸演變成主張派與投降派之間的“愛國與賣國之爭”。其實，此次大論戰的實質，是國力日益衰微的大清帝國，如何在東部沿海與西北邊疆兩個戰略方向上，分配有限戰略資源的政策大討論。所有中樞名臣及地方大員都參與其中，自由發言，為慈禧太后等最高層決策者獻計。

李鴻章力主加強海防，目的在于防范強勢崛起的日本，左宗棠強調塞防與海防并重，反對削減西北戰費，也是著眼于解決阿古柏入侵的燃眉之急，遏制覬覦新疆的沙俄及英國的氣焰，以后的實際歷史演進，固然證明左宗棠收回相當于六分之一中國領土面積的新疆，功在千秋，但李鴻章所擔憂的東部沿海危機，最終也全面爆發。一定要以“愛國還是賣國”來褒貶二人，似亦有失公允。

此次有限范圍內的“民主大討論”的結果，是清廷采納左宗棠一派的建議，作出“海防與塞防”并重的決策。當時清帝國一年的平均財政收入是8000萬兩白銀，從1875年到1884年(即左宗棠西征中后期)的10年間，塞防經費花了8000萬兩，而1885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10年間，海防經費僅有3000萬兩。從這個角度看，塞防還是稍稍優先于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