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對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如果沒有曾國藩的提攜，左宗棠很可能一輩子終老桑梓默默無聞。左宗棠在曾國藩麾下的幕府生涯為今后他縱橫官場積蓄了足夠的資源，不論是人脈也好，人氣也罷，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那個時代的慣例來說，曾國藩就是左宗棠的老師，說兩人有師生之誼并不為過，而且從很長一段時間來看，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國藩當作自己的老師看待，恭敬執(zhí)弟子之禮，非常尊敬，很少敢冒犯。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譽，翰林院侍讀學(xué)士潘祖蔭在向咸豐皇帝的奏章中說：“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可見左宗棠當時多么有聲名。他的眼界非常高，在他心目中，除了林公則徐和曾公國藩，其他人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顧的。可是，到了后來，他把和自己一向尊敬的曾公國藩的關(guān)系也鬧僵了，“自太平天國之后，即與曾氏交惡”(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第53頁)。多年來一直沒有來往，只是曾國藩去世后，左宗棠才低下傲慢的頭顱，給自己的恩師送了一幅挽聯(lián)：“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表達自己對恩師的尊敬，字里行間也表達對恩師的歉意和懊悔。

不少清史研究專家都認為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惡源自于左宗棠的性格太過于霸道，目空一切，“左宗棠負非常之才氣，出自幕府，不二載而封疆圻，驕縱一世”(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曾國藩對此忍無可忍，才導(dǎo)致兩人分道揚鑣，其實這種看法比較片面。因為就曾國藩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心胸寬廣的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nèi)圣外王之業(yè)”。如果曾國藩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早就對左宗棠不客氣了。“宗棠向喜與國藩爭，國藩嘗禮下之”(郭嵩燾語)，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向咸豐皇帝力薦左宗棠，說他“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先看看兩人交惡的時間。據(jù)歷史考證，曾國藩與左宗棠交惡的時間在在1864年6月南京城被清軍攻破后不久，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史料中得到證實，“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后”(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二)，同治甲子就是公元1864年;“曾左交惡相傳始于金陵既克”(徐一士著：《亦佳廬小品》)，從種種文獻資料看來，曾左交惡的時間基本可以確定在太平天國滅亡的那年，之前兩人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還是不錯的。

再看看兩人交惡的直接事件。據(jù)說，兩人交惡的直接導(dǎo)火線是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洪天貴福有沒有死的問題。曾國荃天京攻陷后，眾將領(lǐng)為了邀功，向大帥曾國藩報告說賊首洪天貴福已死，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已死于亂軍之中，江南匪焰將熄，于是向朝廷奏報克復(fù)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wǎng)打盡，并特別指出，城破后，偽幼主積薪于宮中，舉火自焚。但是，因為左宗棠得到了比較確切的消息，知道洪天貴福已經(jīng)逃出了天京城，并且還知道他向江西方向逃跑，因此左宗棠沒有跟恩師報告，就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稱據(jù)金陵逃出難民之供認，偽幼主洪天貴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lǐng)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余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后，對曾國藩大為不滿，直接下旨要曾國藩解釋。曾國藩平生以忠君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曾國藩的行為無異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余眾偽稱洪天貴福還活著，無非是要借洪的名義當作一種號召而已。

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嘩眾取寵，有邀功請賞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辯，洋洋數(shù)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事情一下可就鬧大了，兩人一時之間你來我往，大打口水戰(zhàn)，曾左二人的關(guān)系已不可挽回，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這也正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后來的事實證明，左宗棠所說是正確的，為此朝廷雖沒有過多地指責(zé)曾國藩，卻大大地表揚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稱左宗棠“為一代名臣”。其實，由于南京城破之日，太平天國守軍幾乎全部被殺，城內(nèi)十室九空，火光沖天，加上湘軍數(shù)十萬軍隊蜂擁入城，按照常理來說，洪天貴福于絕望中自殺是完全有可能的，曾國藩本人應(yīng)該沒有半點欺騙朝廷的意思，只是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有點操之過急。當然，就偽幼主洪天貴福死與沒死這件事來說，兩人都沒有私心，只不過曾國藩是主觀認定，而左宗棠也有些考慮欠妥，以致釀成了斷袍割席的結(jié)局。

然后看看兩人交惡后的交往情況。“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后，彼此不通書問”。也就是說，從1864年太平太平天國被剿滅后到1872年曾國藩逝世的八年時間里，兩人之間沒有書信的來往，更沒有見過面，按照一般來看，兩人也真算得上徹底決裂，老死不相往來了。但是，從很多文獻資料來看，兩人之間還是有很多默契的地方，特別在公事方面，曾國藩對左宗棠還是非常關(guān)照的，只不過這種關(guān)照是暗中進行的。譬如左宗棠在陜甘任上，曾與幕僚談及自己的顧慮：“我既與曾國藩不協(xié)，今彼總督兩江，恐其扼我餉源，敗我功也”(《南亭筆記》)。可是事實上曾師為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余力，又選部下精兵強將交宗棠統(tǒng)率，毫無芥蒂，而且還高度評價了左宗棠的維護國家統(tǒng)一之行為，稱之為“天下第一”。

宗棠得以肅清陜甘，曾國藩襄助之功實不可沒。曾國藩不但為左宗棠西征籌餉，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lǐng)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陜甘、新疆建功立業(yè)皆賴此軍。左宗棠在出征勝利后，給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對曾國藩的感激之情：“臣與曾國藩議論時有不合，至于拔識劉松山于凡眾中，信任最專，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從曾國藩不遺余力暗中幫助左宗棠的情況來看，雖然兩人表面上關(guān)系破裂，但實際上在大是大非有關(guān)國家民族利益面前，曾國藩還是有相當氣量的，無怪乎清政府給曾國藩立傳時給予他這樣高的評價：“國藩事功本于學(xué)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wù)求蹈實。凡規(guī)劃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nèi)。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清史稿·曾國藩列傳》)。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國藩，譬如，1871年(同治十年)，曾國藩奏《擬選子弟出洋學(xué)藝折》，提出在美國設(shè)立“中國留學(xué)生事務(wù)所”，在上海設(shè)立幼童出洋肄業(yè)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左宗棠也上奏朝廷大力支持曾國藩，所以說，兩人之間雖然沒有來往，但是還是惺惺相惜，曾國藩甚至發(fā)出這樣的感嘆：“論兵戰(zhàn)，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這也可見曾國藩的心胸和氣量。